曹操“困于南陽，險于烏巢，危于祁連，逼于黎陽，幾敗北山，殆死潼關(guān)，”，這里面的南陽，就是指的南陽城，孫堅“比至南陽”也是說的南陽城，諸葛亮“躬耕于南陽”也是指的南陽城。《中國歷史地圖集》1975年版在界定南陽郡南部轄境時均是以漢水為界的，這與習(xí)鑿齒所言“自漢以南為南郡，自漢以北為南陽郡”是一致的。

1、南陽郡和南郡有何不同？

東漢的南陽郡和南郡，只有一字之差，都屬于荊州，南陽郡在荊州的最北方，與南邊的南郡相連，南郡中廬縣與南陽郡鄧縣，隔江（漢江）相望。南陽郡，是荊州人口最多，最富裕的地方，郡治南陽城，也稱宛城，東漢的“南都、帝鄉(xiāng)“，曹操“困于南陽，險于烏巢，危于祁連，逼于黎陽，幾敗北山，殆死潼關(guān)，”，這里面的南陽，就是指的南陽城，孫堅“比至南陽”也是說的南陽城，諸葛亮“躬耕于南陽”也是指的南陽城。

南郡，郡治江陵，赤壁之戰(zhàn)“先主與吳軍水陸并進(jìn)，追至南郡”，“備、瑜等復(fù)追至南郡，曹公隨北還，留曹仁、徐晃于江陵”和孫劉聯(lián)軍對峙，“十四年，瑜、仁相持歲余，所殺傷甚眾，”曹仁棄城，退守襄陽，周瑜在江陵就任南郡太守。這里面的南郡多指的“江陵”，因此，南陽，郡、城同名（如長沙），南陽一詞多指南陽城（宛城），如果講南陽郡內(nèi)某地，常常以南陽X縣全稱，或只稱呼縣名，像“先主屯新野”，“夏侯惇、于禁等，于博望”等。

2、漢、三國襄陽屬于南陽郡嗎？

《中國歷史地圖集》1975年版在界定南陽郡南部轄境時均是以漢水為界的，這與習(xí)鑿齒所言“自漢以南為南郡，自漢以北為南陽郡”是一致的，但1982年第2版時，秦、西漢同前版，兩郡仍以這段東西向的漢水為界，但到了東漢以及三國時期，在襄陽題了詞之后的譚其驤先生卻莫名其妙地將原屬南郡襄陽縣的阿頭山去掉，換上了隆中之名。

這樣，江北的南陽郡鄧縣就突破漢水管轄了原屬南郡的一塊叫隆中的地方，顯得十分別扭，當(dāng)然，筆者所說的別扭并非完全是視覺上的，在史料考證上同樣十分別扭，存在著諸多的不合理性。首先，譚先生這次改動沒有舉出任何史料為西漢至東漢這段分界的變化作證，三國以前的史書均認(rèn)定漢水為此段兩郡天然分界，至于東漢時期鄧縣是否有跨江而治的變化，因史書均無記載，誰也不能妄下結(jié)論。

加上漢承秦制，西漢南陽郡、南郡統(tǒng)縣基本沒有什么變化，東漢以后，《三國志》無地理志，而此后的《晉書?地理志》則進(jìn)一步明確表示，“及秦，取楚鄢郢為南郡，又取巫中地為黔中郡，以楚之漢北立南陽郡”。對這些問題和正史中的史料，譚先生未做任何辨析，他所依據(jù)的就是東晉習(xí)鑿齒的“亮家于南陽之鄧縣”的說法，這些說法目前尚未從漢晉之際的正史中找到根據(jù)且與正史矛盾，故這樣簡單采取棄正史而取野史的手法，是不可取的，

后人在評價清代著名史學(xué)家趙翼《廿二史剳記》的考異特點時就指出：他“多就正史紀(jì)、傳、表、志中參互校勘，其抵忤處，自見輒摘出”，即限定以正史作內(nèi)校或外校，不取野史校正史，因為“間有稗乘脞說與正史歧互者，又不敢遽詫為得間之奇。蓋一代修史時，此等記載無不搜人史局，其所棄不取者，必有難以征信之處，今或反據(jù)以駁正史之訛，不免貽譏有識”。

更何況習(xí)鑿齒自己還有《襄陽記》的“秦兼天下，自漢（水）以北為南陽郡，自漢（水）以南為南郡”“襄陽有孔明故宅”這樣自相矛盾的記載，所以，不解決這些矛盾，不拿出令人信服的以駁正史之訛的史料就輕易地改動《中國歷史地圖集》，未免有些草率，這對歷史是不負(fù)責(zé)任的。其次，《中國歷史地圖集》82版三國部分加上了東晉以后才出現(xiàn)的隆中地名，在三國時期標(biāo)注“隆中”于史無據(jù)，

另外，西漢以后這一地區(qū)除了東漢岑彭擊張揚外沒有發(fā)生過什么大事，為什么到了東漢南陽郡鄧縣非要越過漢水在襄陽、中廬這個夾縫中劃一塊傳統(tǒng)的古廬戎國的土地歸漢水北傳統(tǒng)的古鄧國的南陽郡鄧縣呢？至今“襄陽說”沒有任何一位學(xué)者列舉出政治、軍事、經(jīng)濟(jì)上的任何史料來說明這種變化的來源和依據(jù)。另外，從行政管理上講，隆中歸鄧縣遠(yuǎn)不如歸襄陽或中廬方便，隆中向西北過柳子關(guān)到襄陽20里，向南到丁集、向北到泥嘴鎮(zhèn)的中廬故城都只有十幾里和幾里的路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