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我們先要清楚四川是什么時候建立的，在宋朝以前，并沒有四川這個稱謂，北宋咸平年間將，宋真宗將地處今四川盆地一帶的川峽路分為益州路、梓州路、利州路和夔州路，合稱為“川峽四路”或“四川路”，后來簡稱“四川”，四川由此得名，所以至少在宋朝之前是沒有四川這個說法的，也不存在說重慶是否歸宿于四川。

1、重慶和四川比優勢在哪里？

兩者相比，各有優勢。但重慶最大的優勢是扁平化管理，因為是直轄市，比省級少了一個層級，因此管理層減少，運轉較快，這就是直轄市后變化大的原因，第二個優勢是重慶除主城發展外，帶動全市各區縣均衡發展。直轄時移民任務重，完成任務后抓庫區產業發展，現在的萬州區了人各個區縣都煥然一新，與直轄前是天嚷之別，反觀四川，除了成都一枝獨大外，其它地市發展緩慢。

為了確保成都成為中心城市，將全省各地的大學，重點企業和好的項目都放在成都，所以才造成了四川發展不均衡的現狀，另外一點就是重慶直轄后，四川劃出去一大塊，心里不服氣。總認為成都比重慶強，所以集中精力發展成都，在川渝經濟圈上不想讓重慶帶頭（重慶市直轄市，領導層級高，應該成為帶頭人），所以自已搞一套，也不加入以重慶為首成立的陸海大通道（巳有西部十個省市）的成員，可見心胸狹窄，這就是成都與重慶總是在爭論而不共謀發展的原因。

2、重慶與成都的不同在哪里？

《華陽國志》對巴人（重慶）的評價：《華陽國志》是東晉史學家常璩所著一部專記西南地區少數民族歷史生活的地方史志，從《華陽國志》對巴人地域生存背景、社會歷史與歷史人物等記載中，我們可以窺視或領會到巴人強悍、勇武、質樸、尚義的民族精神，感受到巴文化的獨特魅力。面對艱難的生存環境，巴人表現出了積極改造自然、迎接挑戰的強悍民族精神，

巴人這種大無畏的斗爭精神滲透到社會生活和軍事生活領域，則形成了他們“勇武”的民族文化精神，特別是構建了他們獨特的“軍魂”。對此，《華陽國志》更有明確的記載：“周武王伐紂，實得巴蜀之師，著乎《尚書》，巴師勇銳，歌舞以凌殷人，前徒倒戈，故世稱之曰‘武王伐紂，前歌后舞’也，武王既克殷，以其宗姬封于巴，爵之以子”。

帝善之，曰：‘此武王伐紂之歌也，’乃令樂人習學之，今所謂‘巴渝舞’也。”這里記載的巴人軍前歌舞或巴渝舞，它典型地表現了巴人“勇武”或“天性勁勇”、生死無懼的戰斗精神，正因為擁有這樣的戰斗精神，古代“巴師”才在參與周武王伐紂、漢高祖滅秦的歷史事件中表現得那么搶眼，并為推動中國歷史發展作出了本民族的貢獻。

對這種精神，《華陽國志》有如下概括：“其人勇敢能戰”、“郡與楚接，人多勁勇有將帥才”，應該說，這種戰場上的“強悍”精神與生存環境對巴人體魄與精神的錘煉是分不開的。《華陽國志》還從巴人歷史人物事跡以及民族風俗的描寫中，展示了巴人質樸尚義的民族道德與倫理精神，《華陽國志》對巴人風土民情給予了高度的評價：“其民質直好義，土風敦厚，有先民之流”，“其人性質直，雖徒他所，風俗不變”。

而該書對于巴蔓子將軍壯烈殉國事跡的記載，更是稱頌了巴人忠勇愛國的民族大義：“周之季世，巴國有亂，將軍有蔓子請師于楚，許以三城，楚王救巴。巴國既寧，楚使請城，蔓子曰：‘藉楚之靈，克弭禍難。誠許楚王城，將吾頭往謝之，城不可得也！’乃自刎，以頭授楚使，王嘆曰：‘使吾得臣若巴蔓子，用城何為’乃以上卿禮葬其頭；巴國葬其身，亦以上卿禮。

”巴蔓子是戰國時期巴國的將軍，為了維護本民族的利益，巴蔓子先向鄰近的楚國借兵彌亂，繼而以身許國，用生命向楚王踐諾。他的身上，突出地彰顯了巴人忠義愛國的民族集體精神與崇信尚義的俠義情懷，巴蔓子犧牲后，他的遺體被本族同胞厚葬，其“忠烈”的英靈至今仍為土家人所祭奠，“若蔓子之忠烈，風淳俗厚，觀其俗足以知其敦壹矣”———《華陽國志》的作者既如此感慨于巴蔓子的崇高精神境界，也從這個巴人優秀人物身上推知了一個民族的整體道德風尚與精神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