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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文化部正副部長名單

雒樹剛同志黨組書記、部長楊志今同志黨組副書記、副部長，兼任國家清史纂修領導小組副組長項兆倫同志黨組成員、副部長王鐵同志中央紀委駐文化部紀檢組組長、黨組成員董偉同志黨組成員、副部長丁偉同志黨組成員、副部長單霽翔同志黨組成員、故宮博物院院長劉玉珠同志黨組成員、國家文物局黨組書記、局長于群同志黨組成員、部長助理兼辦公廳主任

文化部正副部長名單

2，趙少華的個人履歷

趙少華，女，滿族。1952年11月生，北京市人。中共黨員。1969年任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第2師第10團排長。1974年9月在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學習。1977年7月任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助教兼團總支書記。1981年12月任天津紡織工學院團委干部、副書記、書記。1986年5月任共青團天津市委副書記、青年聯合會副主席、天津市政協常委。1991年3月任中央外宣辦1局副局長。1993年任中央外宣辦正局級調研員兼1局副局長、機關黨委副書記、國務院新聞辦公室記者聯絡室主任（1993年－1996年在湖南大學國際商學院MBA攻讀在職研究生）。1996年任中央外宣辦3局局長、機關黨委副書記。1998年任中央外宣辦秘書長兼3局局長、機關黨委副書記。2000年任中央外宣辦秘書長、機關黨委副書記。2001年12月任全國婦聯書記處書記、黨組成員。2003年8月第九屆全國婦聯副主席、書記處書記、黨組成員。2008年9月任文化部副部長、黨組成員。第十屆全國政協委員、全國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委員，第十一屆全國政協委員、全國政協社會和法制委員會副主任。2011年10月任文化部黨組副書記、副部長。2013年6月被免去文化部副部長職務。

趙少華的個人履歷

3，天津戲劇博物館的地位

該館的建立，得到李瑞環市長的重視與支持。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鄧穎超題寫了館名：“天津戲劇博物館”。中國文聯主席、著名戲劇家曹禺欣然應聘為名譽館長。開館后，先后接待了李瑞環、喬石、谷牧、李德生等中央領導人來館視察。文化部常務副部長高占祥來館參觀后題詞：“ 博物館界的一枝新花”。建設部部長戴念慈說：“戲樓的建筑太好了，應把它寫入中國的建筑史里。”李瑞環市長題詞：“蒐集藝苑精華，致力戲劇振興。”天津市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主任張再旺題詞：“戲博展現戲劇史，戲樓余音繞畫梁。”著名中國劇場史專家龔和德撰文指出：廣東會館大戲樓 “ 以比較寬敞精致的形式概括了中國古典劇場的發展成果……是中國古典劇場的終結，是歷史遺留下來的極其珍貴的戲曲文物。” 中國藝術研究院副院長、著名戲劇理論家張庚、郭漢城，中國文物學會會長、國家文物局文物研究所所長、著名文物專家羅哲文，故宮清史專家朱家溍、王世鑲等，戲劇名家張君秋、紅線女、于是之等，以及天津市的專家學者多人，都曾來館考察、參觀。天津市著名學者吳云心為該館開館撰寫了楹聯：粉墨辨忠奸曼舞輕歌皆世態箏琶彈喜怒繁弦急管盡人情美色和聲養身心潛移默化發聾振聵學古今溫故知新（兩副楹聯分別由天津書法家龔望和天津戲劇家李邦佐書寫抱柱匾，雕刻后分別懸掛在戲樓對面看臺的兩柱和該館四合院門棟廊下的兩柱上。）

天津戲劇博物館的地位

4，勵小捷的人物履歷

1971年11月，天津市南開中學教師；1973年03月，天津市南開區團委干部；1974年07月，天津市打火機廠勞動；1976年05月，天津市南開區團委干部；1979年10月，中央團校理論班學員；1980年11月，天津市南開區團委宣傳部部長；1982年03月，天津市南開區委宣傳部秘書；1983年01月，天津市委辦公廳教科文衛工作調研處干部（1980年09月至1984年07月，在新會職工大學中文系學習）；1985年12月，天津市委辦公廳黨群工作調研處、黨群工作綜合處副處長；1988年12月，天津市委辦公廳黨群工作綜合處處長；1993年11月，天津市委辦公廳副主任；1996年09月，天津市津南區委副書記、代區長、區長；1997年08月，天津市委副秘書長（1995年09月至1998年01月，在中央黨校研究生院在職研究生班法學專業學習）；1998年02月，陜西省委副秘書長；2000年07月，陜西省委副秘書長、辦公廳主任（其間：2000年03月至2001年01月，在中央黨校一年制中青班學習）；2002年06月，陜西省委秘書長、辦公廳主任；2004年12月，甘肅省委常委、宣傳部部長；2011年09月，文化部黨組成員；2011年10月，文化部黨組成員、副部長；2012年01月，文化部黨組成員、副部長，國家文物局局長、黨組書記； 2015年10月，不再擔任文化部黨組成員、副部長，國家文物局局長、黨組書記。

5，鄭振鐸的簡介

鄭振鐸鄭振鐸（1898－1958年）是我國現代杰出的愛國主義者和社會活動家，又是著名作家、文學評論家、文學史家、翻譯家、藝術史家，也是國內外聞名的收藏家。原籍福建省長樂縣。然而，他卻出生在浙江省永嘉縣（今溫州市）。他是否回過故鄉，他和故鄉有什么關系，他的鄉情在其生活和創作中又有哪些表現和影響？由于他在1958年10月17日率領中國文化代表團出國訪問，翌日因飛機失事突然遇難殉職，生前未及一一談及。這些問題，我們和許多讀者一樣感到興趣，因而加以探索。青年時代曾回故鄉首先，要探索的是，鄭振鐸在青年時代是否回過故鄉？鄭振鐸雖然生長在溫州，后來升學到北京，從鐵路管理學校畢業后到了上海，長期在商務印書館工作，但是，他和故鄉親人卻是保持著密切的聯系，并且回過故鄉。茅盾在1921年10月15日致啟明（周作人）的信中就曾提及“振鐸回鄉葬祖去了”（見《茅盾書信集》，文化藝術出版社1988年出版）。據研究鄭振鐸的專家陳福康博士考證，這次經福州到長樂葬祖的時間有一個多月。這里的“回鄉葬祖”，自然是回到祖籍地長樂首占村老家了。1995年初冬，長樂首占村為紀念鄭振鐸征集有關的文物，征集到一件珍貴的資料———首占鄭氏殘缺的“訃告”，在一張八開紙上，尚能見到具名者共36人，其中有“緦服侄曾孫振鐸”等字樣，分析起來，這是鄭振鐸的曾伯祖或曾叔祖喪葬的“訃告”，這正印證了他有“回鄉葬祖”之行。另據首占鄭氏族親追憶，那個年代，首占“岱陽鄭氏宗祠”內懸掛有許多反映鄭氏先輩事跡的匾額和介紹，正中掛有明嘉靖名臣、刑部尚書鄭世威（1503－1584年）親書的“世培忠厚”的祖訓……這一切，使鄭振鐸對先輩的業績和可貴的品質有了更多的了解，對故鄉增添了深厚的感情。因此，他雖然長期在異鄉生活、學習、工作，但是，他卻始終是關心和熱愛故鄉的。與故鄉人民心連心 1919年五四運動的消息傳到福建，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在福州，各校學生曾先后兩次集會聲援北京學生愛國運動，追悼被反動軍警毆打致死的北京大學閩籍學生郭欽光；在廈門，青年學生舉行集會示威游行，后來又發展成為有各界人士參加的國民大會，憤怒聲討軍閥政府和日本帝國主義的罪行。五四的烈火，在八閩大地燃起，然而，日本帝國主義者卻先后派軍艦到廈門、福州，實行武裝威脅，在福州甚至開槍逞兇。在北京的鄭振鐸聞訊，就積極參加組織旅京福建省學生抗日聯合會，成為該會領導人之一。他參加編印《閩潮》，奔走呼號，聲援故鄉的反帝愛國運動，始終和故鄉的人民心連心。原籍福建長樂的著名作家冰心，當時就讀于北京協和女子大學預科，她就是在這次聲援活動中認識鄭振鐸的。時隔60年，冰心對他的愛國愛鄉熱情和感慨激昂的發言，還有深刻的印象。熱情接待故鄉學子鄭振鐸雖然長期在京滬一帶任職，但，凡是故鄉有人來訪，他總是熱情接待，并仔細了解故鄉的情況。由于歷史上長樂屬福州府轄，所以從概念上說，故鄉的范圍自然是比較大的。1939年夏天，福州一位文學青年———三山中學高中生陳洪海（“青青文藝社”社員），因為聽說暨南大學文學院在院長鄭振鐸主持下，教授陣容很強，他很想越級報考該院。經當時在福州供職的著名文學家郁達夫（1886－1945年）介紹，到上海去拜訪鄭振鐸，受到其熱情的接待。鄭振鐸看完介紹信之后，先了解郁達夫在福州的近況，接著又詳細問及：陳儀（1886－1949年）主持福建省政府有些什么“措置”？省教育廳廳長鄭貞文（1891－1969年）在治理教育方面有哪些成績？因為那時正值鄭貞文進行本省教育改革，省立縣立學校停換教員校長的時候，他從報紙上已看到一些報道。他認為“鄭貞文也有鄭貞文的苦衷”，他特別關切地問：日本帝國主義者在福州橫行的表現、福州的建設、文化事業進展、故鄉失業人數和群眾生活的情況怎樣？……陳洪海介紹了有關情況之后，他感慨地說：“大概民國十七八年時代，福建人最來得樂觀！”最后，鄭振鐸說，曾在福建出版的一本文學雜志上看到陳洪海的作品，頗為贊許。故鄉的文學青年往訪鄭振鐸，當然不止一個，黃駿霖先生在《憶西諦鄭師》（載《榕花》1981年第一期）一文中，也談及他在燕京大學求學和上海執教期間，受到這位“大同鄉”親切接待和關懷的情況。這些事例說明，鄭振鐸當時雖然沒有到福州，但對故鄉的情況卻有所了解，并且極為關切。當然，他對故鄉情況了解的渠道也是多方面的。不忘故土鄉情深厚鄭振鐸不忘自己祖輩生長的故土，還表現在他的鄉情上，他總是公開標明自己是福建長樂人，有時撰稿編書，還特意署上“長樂”二字，例如《清人雜劇初集跋》結尾時，就署“一九三一年三月二十三日本集印成，長樂鄭振鐸跋”他編的一本書名就是《長樂鄭氏匯印傳奇第一集》，在此書的序文后，也署名：“一九三四年七月七日長樂鄭振鐸序”，甚至在他的印章中，也使用“長樂西諦”。“長樂鄭振鐸西諦藏書”。直至他遇難的前十天，在“最后一次講話”中，還說“我是生長在溫州的福建人”。鄭振鐸雖然自幼生長在溫州，但因家庭生活環境關系，卻能說福州方言，他和家里人日常談話都是用福州話。1931年冬，鄭振鐸在《紀念幾位今年逝去的友人》（載清華大學《文學月刊》第二卷第一期）一文中，提及他和胡也頻（1903－1931年）在上海會面的一些情況時寫道：“他和我見面的時候不少。他那生疏的福州話，常使我很感動，我雖生長在外鄉，但對本地的鄉談，打得似乎要比他高明些。”這就是說，他們二人雖然長期在外地，但是鄭振鐸的福州話，要比胡也頻說得好些。在飲食愛好方面，鄭振鐸也是保留著家鄉的特色，以富有家鄉風味的閩菜，招待文朋好友，顯然，這是鄭振鐸所感到自豪的。他宴請魯迅、冰心等人，席間吃的就是其母親親手烹調的福建菜。鄭振鐸還很喜歡福建的水仙花，曾把家鄉人送去的水仙花特意贈給魯迅。鄉情流露在作品中我們從鄭振鐸的文學作品中，也可以感受到他對故鄉感情之深。1926年，鄭振鐸到莫干山避暑期間寫的散文《月夜之話》，通過月下乘涼的絮語，非常自然地流露出他對福州民歌的喜歡和贊賞。高夢旦先生向他介紹了三首福州民歌，他都一一抄錄下來，并把福州方言民歌譯成普通話，加以解釋，通過自己的作品介紹給讀者，的確像《真鳥仔》這樣的福州民歌，“恐非非福州人所能了解”，鄭振鐸因為懂得福州地區方言，才能夠把原意譯出。 1927年“四·一二”蔣介石背叛革命，大肆屠殺共產黨人、工農群眾和革命知識分子。鄭振鐸被迫遠走歐洲。他擷取了赴歐途中的一個生活片斷，寫了《海燕》。他憑借對故鄉的了解，用工筆的手法描繪家鄉在萬物崢嶸、春意盎然的景象中，由南方回來的逗人喜愛的小燕子，任情地橫掠斜飛，飛倦了就返回一年前的舊巢安身。他寫道：“燕子歸來尋舊壘”，“這便是我們故鄉的小燕子，可愛活潑的小燕子。”在“離家是幾千里，離國是幾千里”的海路上，“不料卻見著我們的小燕子”。他從內心抒發了浪跡天涯的游子對祖國和故鄉魂牽夢縈的思念之情。綜上所述，鄭振鐸長期在異鄉，卻能夠鄉音不改，在生活、飲食、愛好等方面，保持福州的特色，甚至反映到其作品之中，不但是從其家庭長輩接受了影響，還因為他和閩中文化人士常有交往。值得一提的是，1921年5月，他到商務印書館工作之后，得到該館編譯所所長高夢旦的賞識，并于1923年與其小女高君箴（蘊華）結婚，感情十分融洽。高夢旦（1870－1936年），原名鳳謙，常用筆名崇有，籍貫也是福建長樂，他是26歲才離開故鄉的，老家就在與鄭氏祖居地首占一田之隔的龍門鄉，這樣，鄭振鐸的一家仍然保持著家鄉的某些特色，也是很自然的。而高夢旦學識豐富，諳熟閩中民間文學、方言和風土人情，也使鄭振鐸得到不少教益。福州之行收獲巨大新中國成立后，鄭振鐸曾回到福建。1954年春，他在文化部任職期間，參加“全國人民慰問人民解放軍代表團”于2月27日到達福州，慰問駐福建前線三軍。在一個多月的時間里，他作為慰問總團代表之一，曾在前線某部大會上講話慰問駐軍并作過報告，以具體的事實，生動地說明了祖國在總路線照耀下四年來各方面建設的輝煌成就，給廣大指戰員以極大鼓舞；他和代表們登山越海，深入前線進行親切的慰問活動，受到指戰員的熱烈歡迎，在此期間，他還和文藝界人士舉行座談，進行了參觀活動。他對福建發展的大好形勢，有著很深的印象。3月4日，他在給友人劉哲民的信中寫道：“福州市面很繁榮，土特產不少，因為交通不大方便，有的東西便無法運到外面推銷。像漆的筷子，最為精良，但運到外邊的卻不是上等貨，紙張也很好，水果極多，將來當能大大交流也。”信中還提到“工作很忙，不能有時間寫信；但有些故事是應該寫出的，不知在什么時候寫？回北京后，又要大忙，恐更不容易動筆了。”4月1日，他在信中又寫道：“這一月多的慰問，收獲甚大，或將寫幾篇文章出來，正在仔細打腹稿；不知能否寫好？”的確，他此行收獲很大，故鄉的山山水水，許多生動感人的事跡，在他腦海里留下深刻的印象，積累了豐富的創作素材。然而，由于他返北京后公務繁忙，終未能及時動筆。1957年他又因公來福州，關心問及清道光年間福州才女李桂玉所作的長篇評話《榴花夢》收集的情況。這部巨著，全書360卷，483萬字，比《紅樓夢》長4倍，他親自查閱此書，建議由福建省文化廳，福建師大圖書館、福建省圖書館珍藏。令人惋惜的是，鄭振鐸雖然對故土情深，但終因身負重任，工作繁忙，對外文化交流又多，不僅在來福建慰問一個多月里，他以公務為重，未曾回過長樂首占。1957年來榕以后，也未能再回故鄉！愛國愛鄉是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事實說明，鄭振鐸對故鄉的感情很深，但這種鄉情并非出于狹隘的家鄉觀念，他不論到哪里，總是積極投入于當地的愛國運動。他不論是在溫州、在北京，或者在上海，他總是和當地文化人士一起，提倡新文化，并且積極投入反帝斗爭和抗日救亡運動。他雖然能講福州話，但與家鄉來訪的文學青年陳洪海等人談話時，卻是講“國語”（普通話）。在上世紀30年代中期，他就主張“中國之知識界應一律說國語，如知識分子一直因循下去說他的方言，則國語永無普遍的一日。”顯然，他雖熱愛故鄉，但他總是從整體來考慮，把對祖國的愛擺在前面的。而他為祖國的早日富強而忘我工作的精神，永遠值得后人追懷！回答者：金胡子的貓 - 魔法師四級 2-13 19:14鄭振鐸作者簡介：鄭振鐸（1898—1958）現代作家、文學評論家、文學史家、考古學家。筆名西諦、CT、郭源新等。原籍福建長樂，生于浙江永嘉。1917年入北京鐵路管理學校學習，五四運動爆發后，曾作為學生代表參加社會活動，并和瞿秋白等人創辦《新社會》雜志。1920年11月，與沈雁冰、葉紹鈞等人發起成立文學研究會，并主編文學研究會機關刊物《文學周刊》，編輯出版了《文學研究會叢書》。1923年1月，接替沈雁冰主編《小說月報》，倡導寫實主義的“為人生”的文學，提出“血與淚”的文學主張。大革命失敗后，旅居巴黎。1929年回國。曾在生活書店主編《世界文庫》。抗戰爆發后，參與發起了“上海文化界救亡協會”，創辦《救亡日報》。和許廣平等人組織“復社”，出版了《魯迅全集》、《聯共黨史》、《列寧文選》等。抗戰勝利后，參與發起組織“中國民主促進會”，創辦《民主周刊》，鼓動全國人民為爭取民主、和平而斗爭。1949年以后，歷任文物局局長、考古研究所所長、文學研究所所長、文化部副部長、中國民間研究會副主席等職。1958年10月18日，在率中國文化代表團出國訪問途中，因飛機失事殉難。主要著作有：短篇小說集《家庭的故事》、《桂公塘》，散文集《山中雜記》，專著《文學大綱》、《插圖本中國文學史》、中國通俗文學史》、《中國文學論集》、《俄國文學史略》等。有《鄭振鐸文集》。回答者：anhhf - 魔法師四級 2-13 19:13 -------------------------------------------------------------------------------- 鄭振鐸（1898－1958年）是我國現代杰出的愛國主義者和社會活動家，又是著名作家、文學評論家、文學史家、翻譯家、藝術史家，也是國內外聞名的收藏家。原籍福建省長樂縣。然而，他卻出生在浙江省永嘉縣（今溫州市）。他是否回過故鄉，他和故鄉有什么關系，他的鄉情在其生活和創作中又有哪些表現和影響？由于他在1958年10月17日率領中國文化代表團出國訪問，翌日因飛機失事突然遇難殉職，生前未及一一談及。這些問題，我們和許多讀者一樣感到興趣，因而加以探索。青年時代曾回故鄉首先，要探索的是，鄭振鐸在青年時代是否回過故鄉？鄭振鐸雖然生長在溫州，后來升學到北京，從鐵路管理學校畢業后到了上海，長期在商務印書館工作，但是，他和故鄉親人卻是保持著密切的聯系，并且回過故鄉。茅盾在1921年10月15日致啟明（周作人）的信中就曾提及“振鐸回鄉葬祖去了”（見《茅盾書信集》，文化藝術出版社1988年出版）。據研究鄭振鐸的專家陳福康博士考證，這次經福州到長樂葬祖的時間有一個多月。這里的“回鄉葬祖”，自然是回到祖籍地長樂首占村老家了。1995年初冬，長樂首占村為紀念鄭振鐸征集有關的文物，征集到一件珍貴的資料———首占鄭氏殘缺的“訃告”，在一張八開紙上，尚能見到具名者共36人，其中有“緦服侄曾孫振鐸”等字樣，分析起來，這是鄭振鐸的曾伯祖或曾叔祖喪葬的“訃告”，這正印證了他有“回鄉葬祖”之行。另據首占鄭氏族親追憶，那個年代，首占“岱陽鄭氏宗祠”內懸掛有許多反映鄭氏先輩事跡的匾額和介紹，正中掛有明嘉靖名臣、刑部尚書鄭世威（1503－1584年）親書的“世培忠厚”的祖訓……這一切，使鄭振鐸對先輩的業績和可貴的品質有了更多的了解，對故鄉增添了深厚的感情。因此，他雖然長期在異鄉生活、學習、工作，但是，他卻始終是關心和熱愛故鄉的。與故鄉人民心連心 1919年五四運動的消息傳到福建，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在福州，各校學生曾先后兩次集會聲援北京學生愛國運動，追悼被反動軍警毆打致死的北京大學閩籍學生郭欽光；在廈門，青年學生舉行集會示威游行，后來又發展成為有各界人士參加的國民大會，憤怒聲討軍閥政府和日本帝國主義的罪行。五四的烈火，在八閩大地燃起，然而，日本帝國主義者卻先后派軍艦到廈門、福州，實行武裝威脅，在福州甚至開槍逞兇。在北京的鄭振鐸聞訊，就積極參加組織旅京福建省學生抗日聯合會，成為該會領導人之一。他參加編印《閩潮》，奔走呼號，聲援故鄉的反帝愛國運動，始終和故鄉的人民心連心。原籍福建長樂的著名作家冰心，當時就讀于北京協和女子大學預科，她就是在這次聲援活動中認識鄭振鐸的。時隔60年，冰心對他的愛國愛鄉熱情和感慨激昂的發言，還有深刻的印象。熱情接待故鄉學子鄭振鐸雖然長期在京滬一帶任職，但，凡是故鄉有人來訪，他總是熱情接待，并仔細了解故鄉的情況。由于歷史上長樂屬福州府轄，所以從概念上說，故鄉的范圍自然是比較大的。1939年夏天，福州一位文學青年———三山中學高中生陳洪海（“青青文藝社”社員），因為聽說暨南大學文學院在院長鄭振鐸主持下，教授陣容很強，他很想越級報考該院。經當時在福州供職的著名文學家郁達夫（1886－1945年）介紹，到上海去拜訪鄭振鐸，受到其熱情的接待。鄭振鐸看完介紹信之后，先了解郁達夫在福州的近況，接著又詳細問及：陳儀（1886－1949年）主持福建省政府有些什么“措置”？省教育廳廳長鄭貞文（1891－1969年）在治理教育方面有哪些成績？因為那時正值鄭貞文進行本省教育改革，省立縣立學校停換教員校長的時候，他從報紙上已看到一些報道。他認為“鄭貞文也有鄭貞文的苦衷”，他特別關切地問：日本帝國主義者在福州橫行的表現、福州的建設、文化事業進展、故鄉失業人數和群眾生活的情況怎樣？……陳洪海介紹了有關情況之后，他感慨地說：“大概民國十七八年時代，福建人最來得樂觀！”最后，鄭振鐸說，曾在福建出版的一本文學雜志上看到陳洪海的作品，頗為贊許。故鄉的文學青年往訪鄭振鐸，當然不止一個，黃駿霖先生在《憶西諦鄭師》（載《榕花》1981年第一期）一文中，也談及他在燕京大學求學和上海執教期間，受到這位“大同鄉”親切接待和關懷的情況。這些事例說明，鄭振鐸當時雖然沒有到福州，但對故鄉的情況卻有所了解，并且極為關切。當然，他對故鄉情況了解的渠道也是多方面的。不忘故土鄉情深厚鄭振鐸不忘自己祖輩生長的故土，還表現在他的鄉情上，他總是公開標明自己是福建長樂人，有時撰稿編書，還特意署上“長樂”二字，例如《清人雜劇初集跋》結尾時，就署“一九三一年三月二十三日本集印成，長樂鄭振鐸跋”他編的一本書名就是《長樂鄭氏匯印傳奇第一集》，在此書的序文后，也署名：“一九三四年七月七日長樂鄭振鐸序”，甚至在他的印章中，也使用“長樂西諦”。“長樂鄭振鐸西諦藏書”。直至他遇難的前十天，在“最后一次講話”中，還說“我是生長在溫州的福建人”。鄭振鐸雖然自幼生長在溫州，但因家庭生活環境關系，卻能說福州方言，他和家里人日常談話都是用福州話。1931年冬，鄭振鐸在《紀念幾位今年逝去的友人》（載清華大學《文學月刊》第二卷第一期）一文中，提及他和胡也頻（1903－1931年）在上海會面的一些情況時寫道：“他和我見面的時候不少。他那生疏的福州話，常使我很感動，我雖生長在外鄉，但對本地的鄉談，打得似乎要比他高明些。”這就是說，他們二人雖然長期在外地，但是鄭振鐸的福州話，要比胡也頻說得好些。在飲食愛好方面，鄭振鐸也是保留著家鄉的特色，以富有家鄉風味的閩菜，招待文朋好友，顯然，這是鄭振鐸所感到自豪的。他宴請魯迅、冰心等人，席間吃的就是其母親親手烹調的福建菜。鄭振鐸還很喜歡福建的水仙花，曾把家鄉人送去的水仙花特意贈給魯迅。鄉情流露在作品中我們從鄭振鐸的文學作品中，也可以感受到他對故鄉感情之深。1926年，鄭振鐸到莫干山避暑期間寫的散文《月夜之話》，通過月下乘涼的絮語，非常自然地流露出他對福州民歌的喜歡和贊賞。高夢旦先生向他介紹了三首福州民歌，他都一一抄錄下來，并把福州方言民歌譯成普通話，加以解釋，通過自己的作品介紹給讀者，的確像《真鳥仔》這樣的福州民歌，“恐非非福州人所能了解”，鄭振鐸因為懂得福州地區方言，才能夠把原意譯出。 1927年“四·一二”蔣介石背叛革命，大肆屠殺共產黨人、工農群眾和革命知識分子。鄭振鐸被迫遠走歐洲。他擷取了赴歐途中的一個生活片斷，寫了《海燕》。他憑借對故鄉的了解，用工筆的手法描繪家鄉在萬物崢嶸、春意盎然的景象中，由南方回來的逗人喜愛的小燕子，任情地橫掠斜飛，飛倦了就返回一年前的舊巢安身。他寫道：“燕子歸來尋舊壘”，“這便是我們故鄉的小燕子，可愛活潑的小燕子。”在“離家是幾千里，離國是幾千里”的海路上，“不料卻見著我們的小燕子”。他從內心抒發了浪跡天涯的游子對祖國和故鄉魂牽夢縈的思念之情。綜上所述，鄭振鐸長期在異鄉，卻能夠鄉音不改，在生活、飲食、愛好等方面，保持福州的特色，甚至反映到其作品之中，不但是從其家庭長輩接受了影響，還因為他和閩中文化人士常有交往。值得一提的是，1921年5月，他到商務印書館工作之后，得到該館編譯所所長高夢旦的賞識，并于1923年與其小女高君箴（蘊華）結婚，感情十分融洽。高夢旦（1870－1936年），原名鳳謙，常用筆名崇有，籍貫也是福建長樂，他是26歲才離開故鄉的，老家就在與鄭氏祖居地首占一田之隔的龍門鄉，這樣，鄭振鐸的一家仍然保持著家鄉的某些特色，也是很自然的。而高夢旦學識豐富，諳熟閩中民間文學、方言和風土人情，也使鄭振鐸得到不少教益。福州之行收獲巨大新中國成立后，鄭振鐸曾回到福建。1954年春，他在文化部任職期間，參加“全國人民慰問人民解放軍代表團”于2月27日到達福州，慰問駐福建前線三軍。在一個多月的時間里，他作為慰問總團代表之一，曾在前線某部大會上講話慰問駐軍并作過報告，以具體的事實，生動地說明了祖國在總路線照耀下四年來各方面建設的輝煌成就，給廣大指戰員以極大鼓舞；他和代表們登山越海，深入前線進行親切的慰問活動，受到指戰員的熱烈歡迎，在此期間，他還和文藝界人士舉行座談，進行了參觀活動。他對福建發展的大好形勢，有著很深的印象。3月4日，他在給友人劉哲民的信中寫道：“福州市面很繁榮，土特產不少，因為交通不大方便，有的東西便無法運到外面推銷。像漆的筷子，最為精良，但運到外邊的卻不是上等貨，紙張也很好，水果極多，將來當能大大交流也。”信中還提到“工作很忙，不能有時間寫信；但有些故事是應該寫出的，不知在什么時候寫？回北京后，又要大忙，恐更不容易動筆了。”4月1日，他在信中又寫道：“這一月多的慰問，收獲甚大，或將寫幾篇文章出來，正在仔細打腹稿；不知能否寫好？”的確，他此行收獲很大，故鄉的山山水水，許多生動感人的事跡，在他腦海里留下深刻的印象，積累了豐富的創作素材。然而，由于他返北京后公務繁忙，終未能及時動筆。1957年他又因公來福州，關心問及清道光年間福州才女李桂玉所作的長篇評話《榴花夢》收集的情況。這部巨著，全書360卷，483萬字，比《紅樓夢》長4倍，他親自查閱此書，建議由福建省文化廳，福建師大圖書館、福建省圖書館珍藏。令人惋惜的是，鄭振鐸雖然對故土情深，但終因身負重任，工作繁忙，對外文化交流又多，不僅在來福建慰問一個多月里，他以公務為重，未曾回過長樂首占。1957年來榕以后，也未能再回故鄉！愛國愛鄉是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事實說明，鄭振鐸對故鄉的感情很深，但這種鄉情并非出于狹隘的家鄉觀念，他不論到哪里，總是積極投入于當地的愛國運動。他不論是在溫州、在北京，或者在上海，他總是和當地文化人士一起，提倡新文化，并且積極投入反帝斗爭和抗日救亡運動。他雖然能講福州話，但與家鄉來訪的文學青年陳洪海等人談話時，卻是講“國語”（普通話）。在上世紀30年代中期，他就主張“中國之知識界應一律說國語，如知識分子一直因循下去說他的方言，則國語永無普遍的一日。”顯然，他雖熱愛故鄉，但他總是從整體來考慮，把對祖國的愛擺在前面的。而他為祖國的早日富強而忘我工作的精神，永遠值得后人追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