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大業六年(610年),京杭大運河開通,北京至杭州的水上交通貫通,杭州成為大運河南端的終點。49年5月3日,杭州市才獲得新生,50年代以后,杭州的區域范圍經歷了不斷變化,1990年初,半山區又與拱墅區合并,成立新的拱墅區1994年,杭州升格為副省級城市以上是羅列的幾個僅存的遺址,如果有遺漏,歡迎大家補充,為我們杭城增添光彩。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妝濃抹總相宜。”蘇軾的這句詩道出了西湖美的神韻,使之成為人們向往之地,而西湖所在地杭州,擁有秀麗的自然風光與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可謂物華天寶、人杰地靈,自古備受文人雅士、巨商大賈的青睞。明末清初,作為與蘇州并稱的江南兩大都會之一的杭州,把太湖南端的杭、嘉、湖平原及附近地區的經濟聯系了起來,杭城經濟由此而逐步繁盛,
經濟的發達,帶動了杭州書畫藝術品市場的發展。那么,這一時期杭州的藝術圈到底是怎么樣的呢?與周邊書畫圈的緊密交流杭州水陸交通十分發達,便于省內外各地往來,隋大業六年(610年),京杭大運河開通,北京至杭州的水上交通貫通,杭州成為大運河南端的終點。運河的開鑿使杭州“凡諸路綱運,及販米客舟,皆由此達于行都”,
據統計,明代杭州與域外交通線路至少有15條之多。當時杭城水路商埠主要集中在湖墅、江干兩地,貨物由水路運到這里集散,杭州繁榮的藝術市場及發達的水運商路,串聯了周邊地區的書畫市場,從而構成了一個完整的書畫交易網絡。那么,杭州與徽州、蘇州、嘉興等附近地區書畫市場的關系又是怎樣的呢?從地理上看,杭、徽素來關系密切,
杭、徽為毗鄰州府,僅隔一天目山,水路可沿新安江直達杭城。當時“徽州府由嚴州至杭州水路”共715里,徽州的書畫市場有一定的規模,古董商兼書畫交易人吳其貞在《書畫記》中提起家鄉龍宮寺古玩交易場所時說:“余鄉八九月,四方古玩皆集售于龍宮寺中。”據吳氏觀察,龍宮古剎位于村口,每當“秋月百物萃集,為交易勝地,將頹,輸金萬余錠新之”,
而徽人收藏的古玩更是不計其數。吳氏曾于1639年在溪南吳氏家族觀畫:“余至溪南借觀吳氏玩物,十有二日應接不暇,如走馬看花,抑何多也!據(汪)三益曰,吳氏藏物十散其六矣,憶昔我徽之盛,莫如休、歙二縣,而雅俗之分,在于古玩之有無,故不惜重值爭而收入。時四方貨玩者聞風奔至,行商于外者搜尋而歸,因此所得甚多,
”可見徽州地區的收藏之盛。擁有富饒物產與繁盛書畫市場的杭州,自然吸引了眾多徽州鑒藏家和富商的到來,汪汝謙就是典型人物,他與董其昌、陳繼儒為好友,在杭州的鑒藏圈中頗有名望,像這類徽商杭州有很多,他們在杭州經營包括藝術品在內的多種行業。吳其貞有在杭州昭慶寺徽人擺攤的書畫鋪中購買繪畫作品的經歷,這從一個側面反映出當時有相當數量的徽人在杭州開設藝術品店鋪。
除了徽州外,杭州和嘉興的聯系相對更緊密些,嘉興處于蘇、松、杭、嘉、湖等五府的中心,所以文人鑒藏家及古董商來杭州時,嘉興是必經之地。因此,嘉興是江南書畫藝術品流通的集散地,據《味水軒日記》統計,李日華過眼的宋以前的畫104件,元畫251件,明畫346件,合計701件之多。8年間,往來于味水軒的古董商販達256人次,
從這些數字中,可以驗證當時嘉興的書畫流通之盛。之所以形成這般局勢,既有地理的原因,又與當地幾位收藏巨賈有關,嘉興有項元汴“縹緗墨粉,富甲東南”的天籟閣。甚至比項元汴晚數十年的汪愛荊、汪砢玉父子,在項去世24年后筑于城南的東雅堂,都早已聲名顯赫,項家豪富,聚藏珍玩無數,在當時算是首屈一指的大收藏家,正如王世貞所言:“今吳興董尚書家過百萬,嘉興項氏將百萬,項之金銀古玩實勝董,田宅典庫貲產不如耳。
”項氏藏品之豐厚可見一斑,嘉興有如此巨富的收藏家,吸引了大批古董商人到嘉興兜售書畫,尤其是附近杭州的古董商顯得十分活躍。除嘉興外,杭州和蘇州亦相互影響,蘇州書畫市場十分繁榮,使得唐寅、都穆、祝允明等畫家,幾乎完全將書畫作為商品來對待,因此,蘇州也是杭州及江浙地區的收藏家、古董商常去之地,馮夢禎在《快雪堂日記》中多次提到在蘇州會晤鑒藏家和收購古玩書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