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一詞最早出現在什么時候，中華民族這個詞大概出現在什么時候

來源：整理時間：2022-10-22 01:55:04 編輯：岳陽本地生活手機版

1，中華民族這個詞大概出現在什么時候

是清末民初時梁啟超提出來的。望采納

中華民族這個詞大概出現在什么時候

2，中國一詞最早在歷史上什么時候出現的呢

中國”一詞最早出現在西周初年，當時這兩個字指的是皇帝的都城，因為西周實行分封，制，君王居住在周邊分封國的中間，中國以外稱四夷，后來秦始皇統一六國，認為秦朝處在天地的中間，故稱中國。但在明朝之前，“中國”還不是專屬的國號，一些社會開放的王朝，如漢唐時期，外國人稱中國人是漢人、唐人等，明朝時期，則正式將“中國”兩字稱為了國號，對內對外都自稱中國。但俄羅斯人曾經稱我們為“契丹”，其原因是五代十國后遼王朝政權在北方建立了起來，存在了200多年，影響深遠，俄國人誤以為“契丹”就是中原王朝，“契丹”也就成為了古中國的一個稱呼。另外，古印度稱呼我國為“震旦”，“震”的意思為“東邊”，“旦”指的是太陽升起的地方，“震旦”即東方的國度。古希臘稱我國人為“賽里斯”，起于蠶與絲的本意。除了這些稱呼外，其實還有一個高貴又霸氣的名字，卻鮮有人知。這個名字為“桃花石”，是古代中亞人對古中國和漢族人的稱謂，對于“桃花石”名字的來源則有兩個說法，一說“桃花石”為“拓跋”的對音，南北朝時期，拓跋氏在中國北方建立起了強大的北魏，影響甚廣，對中亞地區也有很大的影響。還有一種說法是源于唐朝，眾所周知，盛唐時期對整個世界都有很大的影響，現今唐人街在多個國家也都存在，唐朝時期建立的《闕特勤碑》、《毗伽可汗碑》等碑文也都出現了“桃花石”的稱謂。不過實際上，“桃花石”這個稱謂在隋唐之前就出現了，但由于國力的強盛，社會的開放，國人走向了世界，外國人也來到了中國人，世界各國也都認識到了中國，欣賞于中國，甚至對中國充滿了向往，于是“桃花石”這個稱謂并流傳開來。追溯我國對世界的影響，早在西周時期，我國就出現了“萬國來朝”的景象，“華夏”一名也最早出現在西周，華指的是漢服，夏指的是行周禮的大國，所以中國自古就有“禮儀之邦、衣冠上國”的美譽，《左傳》記載：“中國有禮儀之大，故稱夏;有服章之美，謂之華。”至于中國人自稱是華夏子孫，則與炎黃兩帝有關，黃帝部落和炎帝部落融合后也就成了華夏部落。

中國一詞最早在歷史上什么時候出現的呢

3，課程一詞在我國出自先秦時期哪一部教育論著

課程是一個外來詞最早在中國出現于唐宋時期，但那時的課程是指功課，與你所說的課程意思不一樣

課程一詞，在我國出自先秦時期的一部教育論著《學記》。

課程一詞在我國出自先秦時期哪一部教育論著

4，中國一詞最早出現在什么時候

根據于省吾先生在《釋中國》一文的論證，“中國”一詞至遲出現在西周初年，目前所見到的最早的證據，是1963年在陜西雞賈村出土的一口“何尊”（尊為古代的灑器，用青銅制成）上的銘文。銘文寫道“惟武王既克大邑商，則遷告于上天曰：余其宅茲中國，自之辟民”（周武王在攻克了商的王都以后，就舉行了一個莊嚴的儀式報告上天：“我已經據有中國，自己統治了這些百姓。”）銘文的前面還提到“惟王初遷，宅于成周，復稟武王禮”；可見是周成王時的紀錄。在《尚書》的《梓材》一篇中，也記載了周成王追述往事的話：“皇天既會中國民越厥疆于先王”。由于《尚書》中不少內容是出于后人的追記，又經過很多人的整理甚至篡改，往往被弄得真假參半。有了何尊銘文這件物證，《梓材》上的話就完全得到了證實。可見在周武王和他的兒子周成王時的確已經使用“中國”一詞了。關于周武王滅商的確切年代，學術界還沒有一致的說法，但一般認為是在公元前十一世紀。這樣看來，“中國”一詞有三千年的歷史了。當然，可能在周武王之前就已經有人用過，或者已經出現了，但即使有，也不會太久，因為在商人使用的甲骨文中還沒有發現過“國”或“或”（與國字相通）二字。 “中國”的本意是什么呢？這還得從“國”字說起。“國”與“或”字相通，原意是指城、邑。當先民因農業的發展而定居下來以后，以部落首領的居住地為中心，逐漸形成了初期的居民點和城市，城里稱為國，城外近處就叫做郊人。開始時，國的差別并不大，但以后有的國發展較快，有的則已經擴展到原來幾個國的范圍。于是大的單位就被稱為“邦”，小的單位還稱國。再行后，由于一位首領或一個宗族已經擁有不止一個城、邑，即不止一個“國”，因而就將其主要的、或首領居住的城邑稱為“國”；這也就是以后將都城稱為“國”的來歷。正因為一個“國”不過是一個部落或一個宗族的聚居地，所以一般范圍很小，大的也不過相當于今天一個小縣城，小的大概只等于一個“三家村”。由于絕大部分國人也得從事農耕，國中也包括大片農田，所以一個國的范圍比單純的居民點還是要大些。可以想像，這樣的國的數量必定很多。相傳大禹召集各國在涂山（今地說法不一，以在安徽蚌埠市西淮河南岸一說較早）聚會，據說參加并表示接受大禹領導的有“萬國”之多。當然，“萬”并不是實數，但數量一定也不少。到商朝第一位君主湯的時代，已經減少到3000多個。周武王出兵攻打商紂王，到達盟津（一作孟津，今河南孟津縣西南黃河上）時，原來歸屬于商的國（史稱諸侯，實際是用了以后的名稱）有八百個投向周王。到周武王滅商后，分封諸侯，據說還有1773個。西周時，周王被稱為天子，由他分封或得到他承認的國稱為諸侯；但無論天子還是諸侯，他們居住的城邑都是“國”。既然同時存在那么多的國，在名稱上就漸漸產生了區別。天子所住的“國”（京師）處于中心、中樞地位，理所當然地被稱為“中國”。前面提到，周武王在滅商后，認為上天將“中國”交付給了他，就是因為已經占有了商的京師。《詩經．大雅》中的《民勞》篇中“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惠此京師，以綏四國”的詩句，很清楚地說明，所謂“中國”就是指京師。最初的“中國”只指周王所在的豐（在今陜西長安縣西南灃河以西）和鎬（在今陜西長安縣西北豐鎬村一帶）及其周圍地區。滅商以后，依據周人的習慣，將原來商的京師（殷，今河南安陽市）一帶也黍“中國”。到周成王時，武王的弟弟周公旦主持擴建了洛邑（在今河南洛陽市東北白馬寺一帶），稱成周，將商的遺民遷來集中居住于此，又在附近筑王城（在今河南洛陽市王城公園一帶），遷來周人居住，作為周的陪都，用以控制東方。洛邑既居陪都的重要地位，又位于“天下之中”的交通樞紐，也被稱為“中國”。這說明，“中國”的概念開始由唯一的政治中心擴大到了地理中心。公元前771年（周幽王十一年），犬戎（關中西部戎人的一支）攻入鎬京，殺了周幽王。犬戎雖然暫時退出了鎬京，但隨時威脅著周人。第二年，幽王之子平王適都洛邑。周人大多隨平王東適，豐鎬一帶都給戎人占了，自然就喪失了“中國”的地位，而洛邑及其周圍地區就成為名副其實的“中國”。當時秦人的首領襄公曾出兵救周，又護送平王東遷，被平王封為諸侯，平王還做了個現成的人情，將已被戎人占領的岐（今陜西岐山縣東北）以西的地方封給了秦襄公，讓他們自己從戎人手中奪取；還答應只要秦人能奪回豐、鎬，也歸秦國所有。以后秦國果然奪取了關中，但卻并沒有隨之成為“中國”。東適以后的周天子已經喪失了往年的權威，政訟所及不出王畿的范圍，不久就到了名存實亡的地步，不得不依靠有實力的諸侯來扶持了。與此同時，幾個周王近支宗族的諸侯和地理位置居于中心的諸侯國憑借有利條件迅速強大起來，它們吞并了周圍的小國，成為擁有十幾個至幾十個城邑的大國。如鄭國，始封的國君是周宣王的同父異母弟，當時只有一個鄭邑（在今陜西華縣）。三十多年后鄭桓公東適至今河南新鄭、滎陽之間。三年后（周平王二年，前769年）滅了鄶國（在今新鄭縣西北），在新鄭（今新鄭縣）建都。二年后，又滅了東虢（在今滎陽縣東北）；很快就成為最強大的諸侯國之一。這些大諸侯國實際上已經取得了與周天子平起平坐的地位，它們的國就也稱“中國”了。在諸侯國的內部，國都就等于周天子的京師，儼然就是國中的“中國”。就這樣，春秋時期的“中國”已經擴大到周天子的直屬區和晉、鄭、宋、魯、衛等國，大致相當于當今河南大部、山西南部、山東西部的黃河中下游地區。“中國”的范圍不斷擴大。如齊國雖是大國，地理位置卻并不在中心。齊桓公時取得了霸主的地位，打出“尊王攘夷”的旗號，多次出兵維護周天子的利益和諸侯國間的秩序。這樣一個舉足輕重的大國，自然應該進入“中國”的行列了。春秋時的“中國”還具有民族意義。如秦國，不僅已經從戎人手中奪取了豐、鎬和周人的發祥地周原，而且向西征服了戎人各部，其勢力已足以與晉、鄭等國抗衡。這樣一個大國，又占有原來的“中國”，照理可以名正言順地稱“中國”，但由于秦人出于東夷，又長期處于戎狄之間，因此在春秋時代始終被“中國”的諸侯看作“夷狄”，擠不進“中國”諸侯會盟的圈子。又如楚國，在西周初就被封在荊蠻地區，與中原的交往不多，自己也以“蠻夷”自居。春秋時，楚國已非常強大，攻滅了周圍不少小國，還多次出兵中原，威脅鄭、蔡等國。但楚國非但沒有因為實力強大而被承認為“中國”，還被認為與北方的狄一樣危害“中國”的南夷，楚國滅鄧、谷，伐鄭、蔡的行動被看成是與狄人滅邢、衛相呼應。對這樣的形勢，《春秋公羊傳》的作者驚呼：“夷狄也亟病中國，南夷與北狄交，中國不絕若線。”（夷和狄嚴重地危害中國，北邊的狄人與南邊的夷人相呼應，中國的命運就像一根線一樣維持著。）齊桓公救助邢、衛、鄭、蔡的行動被稱為“救中國”的“王者之師”，受到高度贊揚。孔子提到輔佐齊桓公的管仲時，也極口稱頌他的“仁”，說：“微管仲，吾其被發左袒矣！”（要沒有管仲，我就得披著頭發，袒露左臂，作夷狄的服飾了。）可見“中國”的標準有極強的民族界限。在民族標準中，文化比血緣具有更重要的作用。如吳國的國君出于太（泰）伯，而太伯是周武王的先人古公的長子，論血統是最高貴的。但太伯到了江南后“文身斷發”，完全服從當地荊蠻的習俗，當了荊蠻的首領。燕國的始祖召公與周同屬姬姓，在周成王時曾與周公享有同樣地位，以陜（今河南陜縣）為界劃分兩人治理的范圍。但燕國四周也是戎狄的天下，其臣民中可能也有不少戎狄成分。所以在春秋時，吳國和燕國都被排除在“中國”之外。到了戰國，小國已被滅得差不多了。余下的七雄中，齊國本來就是“中國”；韓、趙、魏是從晉國分出來的，自然繼續為“中國”；秦、楚、燕三國也被承認為“中國”了。隨著這些諸侯國疆域的擴展，“中國”的范圍也越來越大。例如秦國滅了巴、蜀，疆域向南擴大至四川盆地，秦國還向蜀地大量移民。巴蜀成了秦國的一部分，又有來自秦國的移民居住，就取得了與秦國一樣的“中國”地位。到戰國后期，“中國”的范圍向南已到達長江中下游，往北已接近陰山、燕山，西面延伸到隴山、四川盆地的西緣。秦漢時代，原來的諸侯國都已包括在統一國家的疆域之內，秦國的舊地不僅已是中國的一部分，而且渭河流域的關中平原是首都所在，更是“中國”中的“中國”。而且從理論上說，秦漢疆域中的大部分都可以算“中國”，顯然，隨著統一國家的形成、疆域的擴大和經濟文化的發展，“中國”的概念是在不斷變化和擴大的。一般說來，一個中原王朝建立后，它的主要統治區就可以被稱為“中國”，而它所統治的邊遠地區以及統治范圍之外就是夷、狄、蠻，就不是“中國”。正因為“中國”的概念是變化的，范圍是不固定的，所以經絡是模糊、不確切的。即使在中原王朝內部，人們也可以把其中比較邊遠偏僻的地區看成為非“中國”。由于沒有明確的標準，人們往往只是根據習慣，所以不僅不同時期有不同的說法，就是在同一時代，說法也會不一樣。有些地區已經歸入中原王朝的版圖，經濟文化有了一定的提高，自以為可以躋身“中國”了，可是在老牌的“中國”看來，它們還沒有稱“中國”的資格。以后它們被承認為“中國”了，又有相對落后的地區被看作非“中國”。在西漢時代，今天四川盆地的漢人聚居區對周圍少數民族地區早已以“中國”自居了，因為從戰國后期歸入秦國至此已有百余年時間了，這些漢人又大多是關中移民或其后裔。可是在關中平原中下游地區的人們的眼中，四川或許還沒有稱“中國”的資格。今天的江西，那時已經正式設置了郡縣，是漢朝疆域的一部分，卻還沒有被一般人當成“中國”。到了唐宋時代，江西、湖南的大部分早已被人們接受為“中國”了，但偏僻的山區和少數民族聚居區卻未必能享受這一殊榮。到了明朝，江西、湖南稱“中國”就不成問題了，但云南、貴州一帶還被當作非“中國”。 “中國”也是一個文化概念，并且始終有強烈的民族含義，一般即指漢族文化區，所以不僅與地理概念不一定一致，而且與領土的歸屬有時也有矛盾。一方面，即使是邊遠地區，只要聚居了大批漢人，或者漢族傳統文化相當發達，就可以被認為是“中國”的一部分。另一方面，非漢族接受了漢族文化，發展到了一定程度，不僅這些人口會得到漢人的認同，他們聚居的地方也可能被承認為“中國”的組成部分。河西走廊從公元前2世紀末歸入漢朝以后，人口的主要來源是中原的貧民、戍卒和罪犯，以后又遷入了大批西北的少數民族，漢文化的水準很低，所以長期被排除在“中國”之外。但從西晉末年開始，中原文化層次高的移民不斷遷入，在十六國時期的特殊條件下，河西走廊地區的漢文化迅速發展，到了北魏初期儼然成為正統的儒家文化基地、人才的淵藪，人們刮目相看，自然不再認為那里是非“中國”了。今天的福建，從公元3世紀末就是秦朝的疆域，設有閩中郡。但漢武帝征服東甌和閩越以后，將當地越人內遷，以后雖然恢復了若干縣治，但漢人遲遲沒有遷入。所以直到東漢末年，這里明明是漢朝會稽郡的屬地，而從今浙江坐船由海路到達今越南北方的大學者許靖卻說他一路過來“不見漢地”。福建連漢地都不被承認，當然更不是“中國”了。相反，從東漢后期開始，黃河流域的北部不少地方逐漸成為匈奴等少數民族的聚居區。到了北朝時，這些地方人口的民族成分并沒有多大的變化，但由于他們已經變牧為農，接受了漢族文化，就從來沒有人對那里是“中國”的一部分提出異議。可以說，廣義的“中國”就等于中原王朝，凡是中原王朝的疆域范圍都是“中國”。狹義的“中國”則只能是經濟文化相對發達的漢族聚居區或漢文化區。兩種標準同時并存，不僅引起了地區之間的“中國”之爭，也引發了政權之間的“中國”之爭。在處于分裂的情況下，“中國”就成為王朝法統的同義詞，在成為分裂的雙方或各方爭奪的主要目標。西晉滅亡以后，東晉和南朝政權雖然被迫離開了傳統的中心地區，但都以西晉繼承者自居，自認為只有它們才是真正的“中國”，而北方政權只是外來的“索虜”（扎著頭發的下賤人），豈有稱“中國”的資格？但北方政權卻認為自己滅了西晉，奪取了這塊傳統的“中國”地區，當了“中國”的主人，當然就成了“中國”；而東晉和南朝政權只不過是偏于一隅的“島夷”（海島上的野蠻人），早已喪失了稱“中國”的權利。這場雙方都感到理直氣壯的“中國”之爭，到隋朝統一才得到解決。隋朝繼承了北朝的法統，當然承認北朝是“中國”；但它又不能否認南朝的“中國”地位，更何況南朝也已歸入了自己的版圖。所以隋朝給了雙方以平等的地位，南北方都被承認為“中國”。繼承北朝傳統的唐朝也肯定了這一觀點，唐初修前朝歷史，南方、北方分別編纂。盡管由于作者個人的立場和感情，修成的史書實際并不會完全公正，但至少在政治上的地位是相同的，都被列為正史。類似的爭論也出現在北宋、遼之間和南寧、金之間，兼有雙方疆域的元朝也采取了五隋朝相同的辦法，承認雙方都是“中國”，同時修了《遼史》、《宋史》和《金史》。在明朝以前，外國人如何稱呼當時的中原王朝，我們還不大清楚，因為像《馬可波羅游記》這樣專門記載中國情況的著作畢竟不多，而東方的歷史文獻大多用漢文，與中國的沒有什么區別，西方和阿拉伯的又很不一致。但從明朝后期開始，來中國的西方人一般都用中國或中華、中華帝國、中央帝國來稱中國，而不是用明朝、清朝或大明、大清。鴉片戰爭以后，在國際交往中中國開始被作為國家或清朝的代名詞。但是人們概念還是相當模糊的，甚至是自相矛盾的，就是著名的官員和學者也在所難免。像魏源（1794－1857）這樣一位杰出的學者和思想家也是如此。在他的著作中，“中國”一詞有時是指整個清朝，和今天的用法已經完全一樣；但有時卻只指傳統的“中國”范圍，即內地十八省，而不包括蒙古、西藏、青海、新疆、東北和臺灣在內。 17世紀以來的西方著作中也往往將清朝建省的地區稱為中國或中國本部、中國本土，而稱其他地區為韃靼、蒙古、西藏或新疆（中國突厥）等等。我們以前往往將這類稱呼看得非常嚴重，認為這是西方人別有用心，意在侵略。其實應該在時間和對象上加以區別，可以認為大多數西方人并無惡意，而只是概念上的不同。這種混淆連魏源這樣一位愛國的杰出學者都未能避免，外國人這樣用也就不心大驚小怪了。有的學者注意到，早在康熙二十八年（1698）中俄訂立《尼布楚條約》時，清朝提供的滿文本和拉丁文本中已經使用了“中國”一詞。以后在列強同清朝訂立的一系列不平等條約中，清朝也使用了“中國”作為國家的名稱。不過我們應該肯定，即使到了晚清，盡管中國作為國家的概念已經相當明確了，清朝的正式名稱還是清、大清或大清國。我們還應該注意到，清朝在對外交往和正式條約中之所以愿意使用“中國”一詞，實際上還包含著一種傳統的心態，即著眼于“中國”二字的字面含義－－中心、中央、天下之中的國家。同樣一個名詞，西方人的理解只是一個國家，即China，并無特別尊崇的意思。就像我們稱TheUnitedStatesofAmerica為美國，并無稱贊它美麗的意思；稱France為法國，自然也毫無該國崇尚法律的含義。但在清朝卻理解為CentralEmpire（中央帝國），當成一個尊稱而樂意接受。 1912年中華民國建立以后，中國才成為國家的正式簡稱，成了國家的代名詞。中國也有了明確的地理范圍－－中華民國所屬的全部領土。說到這里，道理就很清楚了。我們今天講歷史，講歷史上中國的統一和分裂，應該有我們的特定含義，而不是運用當時人那些模糊不清、前后不一致的概念。我們所說的中國，絕不應該等同于商、周、秦、漢、晉、隋、唐、宋、元、明這些中原王朝，也不應該等同于漢族聚居區或中原地區，而必須包括我們所明確規定的地理范圍內的一切政權和民族。那么能不能就用今天中國的領土為范圍呢？這自然是最簡單的，但顯然不妥當。因為由于一百多年來列強的侵略和掠奪，中國已有一百多萬平方公里的土地被攫取了。今天的中國領土已經不能包括十八世紀中葉清朝的最大疆域，甚至不能包括中華民國立國之初的領土，無法反映當時的實際。所以我們講歷史上的中國，應該以中國歷史演變成一個統一的，也是最后的封建帝國－－清朝所達到的穩定的最大疆域為范圍。具體地說，就是今天的中國領土加上巴爾喀什湖和帕米爾高原以東，蒙古高原和外興安嶺以南的地區。本文所謂昔日的天下，就指這一遼闊的地區。在這一范圍內的地區，大多在歷代中原王朝的直接統治之下；有的曾經歸屬中原王朝的管轄，有的曾由當地民族或非漢族建立過政權，而這些民族已經成了中華民族大家庭的一員。參考鏈接：中國

5，中國最早出現的人類是在什么年代

中國是人類發源地之一，是世界上發現早期人類化石和遺物最多的國家。我國境內已知的最早人類，是云南的元謀人，距今約170萬年。（1965年，在云南元謀縣發掘出兩顆牙齒化石、一些粗糙的石器，還有用火的灰燼，經科學測定是170萬年前的早期人類化石和遺物。）

6，中國最早歷史在什么時代

遠古時代，5000

內蒙興隆洼10200年

5000年????? 仰韶文化都在 6000年左右了

考古發現從170萬年前的元謀人開始，中國就又人類存在。有文字記載的歷史從殷墟出土的商朝甲骨文開始。神話傳說從太古天地人三皇開始（比三皇五帝還早幾萬年）。一般我們在論述中國歷史都喜歡從傳說的三皇五帝開始。但比較具體的文明都從夏朝開始。

三皇五帝時代！

從170萬年前的元謀人開始，第一個有出土文字的朝代是商（前1600年）。

7，中秋一詞最早出現在我國史籍的哪本書中

“中秋”一詞，最早見于《周禮》。根據我國古代歷法，一年有四季，每季三個月，分別被稱為孟月、仲月、季月三部分，因此秋季的第二月叫仲秋，又因農歷八月十五日，在八月中旬，故稱“中秋”。摘自百度百科，僅供參考

“中秋”一詞，最早見于《周禮》。根據我國古代歷法，一年有四季，每季三個月，分別被稱為孟月、仲月、季月三部分，因此秋季的第二月叫仲秋，又因農歷八月十五日，在八月中旬，故稱“中秋”。到唐朝初年，中秋節才成為固定的節日。《新唐書·卷十五志第五·禮樂五》載“其中春、中秋釋奠于文宣王、武成王”，及“開元十九年，始置太公尚父廟，以留侯張良配。中春、中秋上戊祭之，牲、樂之制如文”。據史籍記載，古代帝王祭月的節期為農歷八月十五，時日恰逢三秋之半，故名“中秋節”；又因為這個節日在秋季八月，故又稱“秋節”、“八月節”、“八月會”、“中秋節”；又有祈求團圓的信仰和相關習俗活動，故亦稱“團圓節”、“女兒節”。因中秋節的主要活動都是圍繞“月”進行的，所以又俗稱“月節”、“月夕”、“追月節”、“玩月節”、“拜月節”；在唐朝，中秋節還被稱為“端正月”。中秋節的盛行始于宋朝，至明清時，已與元旦齊名，成為我國的主要節日之一。關于中秋節的起源，大致有三種：起源于古代對月的崇拜、月下歌舞覓偶的習俗，古代秋報拜土地神的遺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