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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目錄一覽

1，什么是社學
2，中國古代封建社會的社學是什么意思
3，古代被稱為社學的基層學校創設于什么時代
4，名詞解釋社學

1，什么是社學

社學是明洪武年間下詔在各地鄉村成立的教學機構，后也成為紳耆講睦之所。在廣東，每當地方有事，當地士紳常利用它來舉辦團練；后期，少數社學建立的目的就是為了地方治安，已失卻教學的本旨。

什么是社學

2，中國古代封建社會的社學是什么意思

元、明、清三代的地方小學。創立于元二十三年。元制50家為一社，每社設學校一所，擇通曉經書者為教師，施引教化，農閑時令子弟入學，讀《孝經》、《小學》、《大學》、《論語》、《孟子》，并以教勸農桑為主要任務。明承元制，各府、州、縣皆立社學，以教化為主要任務，教育15歲以下之幼童；教育內容更包括御制大誥、本朝律令及冠、婚、喪、祭等禮節，以及經史歷算之類。清初令各直省的府、州、縣置社學，每鄉置社學一所，社師擇“文義通曉，行宜謹厚”者充補。凡近鄉子弟，年12以上，20以下，有志學文者，皆可入學肄（yi）業，入學者得免差役。社學是當時農村啟蒙教育的一種形式，明清兩代，社學成為鄉村公眾辦學的形式，帶有義學性質，多設于當地文廟。社學一直是為封建統治服務的地方文教機構，但在鴉片戰爭爆發后，廣東人民亦曾利用它作為反抗帝國主義侵略的組織。多層次辦學、多形式興教是江西古代教育的一個顯著特點。在諸多層次、諸種形式的辦學中，不能不提到社學。社學是官立的用于啟蒙的一種教育組織形式，始創于元代，至清末而終結。

中國古代封建社會的社學是什么意思

3，古代被稱為社學的基層學校創設于什么時代

、我國古代學校的發展演變歷史(一)傳說時代的學校1、成均之學我國五帝時代已有大學,最早見于《周禮》、《禮記》二書,名叫“成均”。成均的教學內容,以樂教為主。教學對象主要是貴族子弟。2、虞庠之學傳說虞舜時代的虞庠之學,兼作養老、藏米之所,且有大學、小學之分。教學內容以養老為主,而老人有國老、庶老之別,敬養老人的場所也就有“上庠”、“下庠”之分。(二)夏商周時期的學校1、夏序、商瞽宗之學夏朝是我國第一個奴隸制王朝,統治者為了對內鎮壓和對外征討,特別注重習射,以培養武士。《禮記.王制》記載:“夏后氏養國老于東序,養庶老于西序。”商朝是奴隸社會進一步發展時期,隨著生產力日益發展,文化更加豐富,教育已明顯進步。商朝人重視祭祀、崇尚禮樂,所以特別設立了“瞽宗”,由樂師瞽曚主持,進行樂教學習禮樂,同時也是用作祭祀的場所。3、西周的國學與鄉學西周是中國奴隸社會的全盛時期,受當時經濟、政治、思想意識的影響,統治者非常重視教育。“學在官府”是西周教育的重要特征。統治者明確規定,教育機構必須設于官府之中,形成了“惟官有書而民無書,惟官有器而民無器,惟官有學而民無學”的局面。這種“學在官府”的體制下,形成了從中央到地方較完善的學校教育體制,中央有國學,地方有鄉學。國學是專為上層貴族子弟設的學校,按照入學年齡和程度可分為大學和小學。大學一種是由天子設立的,規模較大,有“五學”之稱,即辟雍、成均、上庠

古代被稱為社學的基層學校創設于什么時代

4，名詞解釋社學

清末廣州抗英群眾組織。社學是明洪武年間下詔在各地鄉村成立的教學機構﹐後也成為紳耆講睦之所。在廣東﹐每當地方有事﹐當地士紳常利用它來舉辦團練﹔後期﹐少數社學建立的目的就是為了地方治安﹐已失卻教學的本旨。1839年禁煙之初﹐廣東沿海村鎮舉辦團練﹐有的即以社學為名。1841年5月(道光二十一年四月)﹐廣州西北郊三元里﹑蕭岡一帶群眾自發武裝抗英﹐當地出現許多具有團練性質的社學﹐到二十二年至少已有十三個。它們是稱為東六社的懷清﹑聯升﹑鍾鏞﹑同升﹑興仁﹑西湖和稱為西七社的石井﹑成風﹑同風﹑蓮湖﹑和風﹑淳風﹑同文等社學。是年夏﹐南海舉人李芳等聯名呈請﹐於適中的石井社地方建立升平社學(或稱升平總社)﹐聯合數十村落團練自衛。在清朝統治者看來﹐團練的聯合不但增強與侵略軍對抗的力量﹐而且可藉以管束民眾“移私斗於公義”。因此﹐李芳等人的要求很快得到督撫批準﹔上奏後﹐道光帝給予嘉勉﹐并令各府州縣仿照辦理。升平社學的領導者多是士紳﹔團練成員主要是農民﹐此外有手工業者和店員。平時各務本業﹐定期操演﹔有事則保衛地方﹐或聽從官府調遣。經費初由各鄉捐助﹐後按地產攤派﹐官府只於調遣時才發給口糧。升平社學雖稱總社﹐但對下屬各社并無多大約束力。不久﹐番禺士紳何有書在江村另建升平公所﹐客籍士紳王韶光在燕塘另建東平公社(或稱東平總社)﹐兩者都是從升平社學下分出來的。其後﹐廣州南郊又成立南平﹑隆平各社學﹑公所。社學﹑公所﹑公社均隸屬於廣州協副將。它們各自團練民眾﹐少者數千﹐多者萬馀。隨著英國加劇入侵﹐廣州人民反抗斗爭日趨激烈。社學參加了1842年火燒洋館﹐1844年反對英國在廣州河南地區劃租借地﹐1846年和1849年反對英人入城等斗爭。在清朝欽差大臣﹑兩廣總督耆英﹐拒絕英人無理要求時﹐升平等社學給予支持﹔當他態度軟弱﹐特別是允許英人入城時﹐則與之對抗。由於社學的行動顯然越出了統治者所能容許的范圍﹐招致一些官吏不滿﹐時思加以抑制。1854～1855年間(咸豐四年至五年)﹐陳開﹑李文茂等領導的“紅巾軍”在珠江三角洲起義﹐很多原社學群眾加入到起義軍中﹐原社學中上層則“退居自保”﹐停止了斗爭。以後﹐具有團練性質的社學在記載中即不再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