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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王守仁的思想

王守仁主張發明本心，與理學存天理滅人欲一致。心、理學都是新儒學，主張三綱五常，提倡男尊女卑，而提出男女平等的是李貲。

王守仁的思想

2，王守仁的思想主張是什么

知行合一

主張心即理，并據此提出知行合一的口號，決心創立良知之學，從而用一種注重身心修養的學說來取代朱熹沉溺詞章、務外遺內、博而寡要、支離決裂的格物致知說。

明心性，格事理，致良知，濟天下。知行。一，天人合一，

王守仁的思想主張是什么

3，王守仁先生的思想有哪些

“致知格物”是王守仁的核心思想！

王守仁是我國宋明時期主觀唯心主義集大成者。他發展了陸九淵的學說，用以對抗程朱學派。他說：“無善無惡者心之體，有善有惡者心之用，知善知惡者良知，為善去惡者格物。”并以此作為講學的宗旨。他斷言：“夫萬事萬物之理不處于吾心”，“心明便是天理”；否認心外有理、有事，有物。認為為學“惟學得其心”，“譬之植焉，心其根也。學也者，其培壅之者也，灌溉之者也，扶植而刪鋤之者也，無非有事于根焉而已。”要求用這種反求內心的修養方法，以達到所謂“萬物一體"的境界。他的“知行合一”和“知行并進”說，旨在反對宋儒如程頤等“知先后行”以及各種割裂知行關系的說法。他論兒童教育，反對“鞭撻繩縛，若待拘囚”，主張“必使其趨向鼓舞，中心喜悅”以達到“自然日長日化”。他的學說以“反傳統”的姿態出現，在明代中期以后，形成了陽明學派，影響很大。他廣收門徒，遍及各地。死后，“王學”雖分成幾個流派，但同出一宗，各見其長。他的哲學思想，遠播海外，特別對日本學術界以很大的影響。日本大將東鄉平八郎就有一塊“一生伏首拜陽明”的腰牌。

王守仁先生的思想有哪些

4，王守仁的主要觀點

王守仁為中國古代主觀唯心主義之集大成者。其學深受南宋陸學和禪學的影響，但比陸學精致完整和廣泛得多。王守仁之學，經歷了“學凡三變”的歷程。黃宗羲曰：“先生之學，始泛濫于詞章；繼而遍讀考亭之書，循序格物，顧物理、吾心終制為二，無所得入；于是出入佛老者久之。及至居夷處困，動心忍性，因念圣人處此，更有何道？忽悟格物致知之旨，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不假外求。其學凡三變而始得其門。”（《明儒學案》）“始得其門”即所謂“龍場悟道”，此為王守仁心學誕生之時。“心即理”為王氏心學之理論基礎，也是其宇宙觀。他服膺陸九淵“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的思想，以為簡易直接，有以接孟子之傳。并且發展了陸之命題，完全否認了待“明”之“理”的客體，提出天下無心外之物、無心外之理的命題。認為孝、弟、惻隱之心為人所固有，不假外求。主張“吾心之良知，即所謂天理也”，認為求理不在“格物”，而在“致知”，“致吾心良知之理于事事物物，則事事物皆得其理”，從而以一元論的“良知”說代替了程、朱客觀唯心主義的“天理”論。王守仁認為“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發便是意，意之本體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傳習錄》）。此“心”不僅為人身主宰，甚且主宰著天地、鬼神、萬物，“天地萬物，與人原是一體，其發竅之最精處，是人心一點靈明”，“充天塞地中間，只有這個靈明”（同上）。“吾心”不僅化生天地萬物，即便六經學術，亦在“吾心”之中，“六經非他，吾心之常道也”，“故六經者，吾心之記籍也”（同上）。關于知行關系，王守仁拋棄了宋儒“知先行后”的傳統看法，提出了“知行合一”的觀點。認為只說一個知，已自有行在；只說一個行，已自有知在，知行不可能分開。他以“心即理”為理論前提，批評朱熹“物理吾心終判為二”是導致“知行之所以二也”的原因。認為人如果將知行分做兩件去做，勢必在理論上失卻“知行本體”，在實踐上造成“終身不行，亦遂終身不知”之弊。他稱“知行合一”不是鑿空杜撰，說知行本體原是如此，人只是由于被私欲隔斷而不知而已。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認為知行原是兩個字說一個工夫，說“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同上），“凡謂之行者，只是實去做這件事。若著實做學問思辨的工夫，是學問思辨亦便是行矣”，“若謂學問思辨之，然后去行，卻如何懸空去學問思辨得？行時又如何去做得學問思辨的事”？“行之明覺精察處便是知，知之真切篤實處便是行”（《答友人問》）。既然“知行工夫本不可離”，所以他主張“知行合一并進”，認為學、問、思、辨、行五者，“合其事而言一而已”。關于認識方法，王守仁的核心思想為“致良知”或曰“致知格物”。他稱此為“學問大頭腦”、“千古圣圣相傳的一點真骨血”。此命題實際是將《大學》之“致知”與《孟子》之“良知”觀點結合起來。但他認為“格”不應以“至”字訓，而當作“正”字解。所謂“格物”，非格心外之物，“天下之物本無可格者，其格物之功只在身心上做”（《傳習錄》），即格其心之物，格其意之物，格其知之物。“格物”的目的在于“致良知”，他將孟子“良知”的觀點大加發揮，認為“良知”是“造化的精靈”，它“生天生地”，是“與物無對”的宇宙根源，“人若復得它完完全全，無少虧欠”，便完成了對宇宙的認識。認為圣人只是順其良知之發用，天地萬物，俱在我良知的發用流行中。良知不由見聞而有，而見聞莫非良知之用，故良知不滯于見聞，而亦不離于見聞。他認為良知即是天理，“是天理之昭明靈覺處”，推而衍之，便為孝、弟、忠、信、五倫百行的道德規范，從而完成了由哲學到倫理學的邏輯論證，樹立了封建道德的絕對權威。他舉例說：“見父自然知孝，見兄自然知悌，見孺子入井自然知惻隱，此便是良知。”（《傳習錄》）他認為“性無不善，知無不良”，而且“人人之所同具”，故“致良知”具有普遍的意義。關于“致知格物”之法，王守仁概括為“無善無惡是心之體，有善有惡是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王門四句教。王守仁也承襲了“存天理，滅人欲”的理學傳統命題，而將其方法概括為兩種：一為靜的功夫，即無事時存養，防人欲于未萌之先，靜處體悟，以存天理（致知）；二為動的功夫，即有事時省察，克人欲于方萌之際，事上磨煉，以滅人欲（格物）。王守仁自稱其“致良知”為“孔門正眼法藏”，說：“吾平生講學，只是致良知三字。”（《寄正憲男手墨二卷》）王守仁在許多重要觀點上都與朱熹對立。朱熹將《大學》一書分為經傳,并補寫格物致知傳;王守仁則認為原無經傳可分，更無經傳可補。朱熹重視“格物致知”，把它置于“誠意”之先；王守仁則認為格致本于誠意，以誠意為主。朱熹將心與理析而為二，把知與行分離開來；王守仁則主張心與理一，知與行合。朱熹以格物為窮理，注重外界一事一物之理，要求對經典的一字一句細心理會；王守仁則認為朱熹這種方法是務外遺內、博而寡要，他以格物為正心，要求發揮良知的作用，以良知為評判事理的標準和解釋經典的根據。他們雖然都反對佛老的虛玄和管商的功利，但王守仁認為朱熹的思想瑣屑支離，不足以駁倒佛老管商。王守仁的思想與陸九淵?接近。他們都在根本觀點上強調心與理一，在方法上要求簡易直截，但王守仁的思想并非直接繼承于陸九淵。他的格物致知說、知行合一說和致良知說，不但與朱熹的思想相對立，也與陸九淵的學說不同。王守仁接受了陸九淵的心即理?說，完成了一個心學體系。他提出“心外無物，心外無理”的命題，認為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本體便是理，心外無理；心之所發便是意，意之所在便是物，心外無物。王守仁認為,心的“靈明”便是天地萬物的“主宰”,如果天沒有我的“靈明”,誰去仰它高？地沒有我的靈明，誰去俯它低？鬼神沒有我的靈明，誰去辨它吉兇？萬事萬物皆是如此。因此，沒有我的靈明，便沒有天地萬物。離開天地萬物，也就沒有我的靈明。王守仁認為物就是事，譬如意在事親，事親便是一物；意在事君，事君便是一物。因此，物不在心外。他強調主觀意識的能動性，卻混淆了主體同客體、意識和存在的界限，取消了二者的對立，進而顛倒了二者的關系。王守仁所謂良知，實際上是主觀的道德意識，它既是是非標準，又是善惡標準，即真理和道德標準。他說：“良知只是個是非之心，是非只是個好惡，只好惡就盡了是非，只是非就盡了萬事萬變。”這種是非善惡之心人人皆有，圣愚皆同，本來圓滿，原無欠缺，不須假借。圣人不會多一些，常人不會少一些，因此，人人都可成為圣人。既然人人都有良知，人人都可用自己的良知作為衡量是非善惡的唯一標準，故不必求之于圣人，亦不必求之于典籍，“良知便是你自家的準則，便是你的明師”。一切是非善惡，良知自會知道。它就在你的心中，如果求之于心而非，“雖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為是也”；如果求之于心而是，“雖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為非也”。王守仁的良知說，雖是一種先驗論，但它打破了圣人同凡人的界限，在客觀上具有動搖儒家權威的作用。王守仁又提出良知無善無惡的思想，認為良知是超出善惡之上的絕對至善，是超出是非之上的絕對真理。善與惡對,是與非對,這都是相對的,但良知是絕對的,因此他稱之為“至善”或“無善無惡”。他晚年提出“無善無惡是心之體，有善有惡是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的“四句教?”作為立言宗旨，表現了王守仁思想的內在矛盾，引起了王門后學的爭論和分裂。

王守仁雖目心學為圣學 ,為儒學真傳 ,但對程朱理學說除采取批評態度外 ,也注意尋求程朱與自己的共同之處 ,力圖通過心學的擴充 ,把理學消化在心學中 ,使之成為后者大系統中的一個環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