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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目錄一覽

1，上海警察局局長是
2，毛森的人物生平
3，上海公安局長是誰
4，宣鐵吾的惡斗
5，上海市公安局長是誰
6，周國平的簡介

1，上海警察局局長是

只有公安局局長

上海警察局局長是

2，毛森的人物生平

父毛錫湖生有3子，毛森即為第三子。因家境貧寒，毛鴻猷本務農，后家道漸興，15歲時才讀小學，成績甚好。他從一名小學教員，攀附戴笠、毛人鳳，成為軍統巨梟；抗戰期間，他曾冒險潛伏在敵占區，兩次被捕，又兩次從日本人眼皮底下逃脫；解放前夕身為上海警察局長的他，面貌儒雅，內心卻兇狠，殺人如麻，綽號“毛骨森森”；敗退到臺灣后，他得罪了蔣經國，在權力斗爭中失勢，并遭通緝，只得再次出逃。軍統巨梟“一戴三毛”在偏處浙江西南一隅的江山縣，上個世紀上半葉出現了眾多國民黨特工人員，并且多屬軍統系統，其中“一戴三毛”尤為著名，人稱軍統巨梟。“一戴”即戴笠，“三毛”即毛人鳳、毛森、毛萬里。“三毛”中的毛森，當年被視為“殺人魔王”，威名遠播。然而其人其事，又久久蒙在一層神秘面紗之后，鮮為人知。毛森原名毛鴻猷，1908年出生于江山縣界牌和仁村。他小學尚未畢業，便借了同鄉毛善森的文憑，考入衢州第八師范。1930年從師范畢業后，毛森當了一年小學教員，便不安于這“猢猻王”的職業，于1931年考進浙江警官學校正科第二期。恰在此時，戴笠任浙江警官學校政治特派員，部屬有妻舅毛宗亮和毛人鳳、毛萬里兄弟。毛人鳳聽說31屆新生中，有個學生叫“毛善森”，也是江山人。真毛善森是毛人鳳的本家兄弟，毛人鳳感到奇怪，為何“毛善森”不來找自己，就親自去看他。一看之下，原來這個“毛善森”是個冒牌貨。毛森說明了原由，毛人鳳倒也不去追究，只是叫他以后把名字改掉，還有意將他引為親信。后來毛森從警校畢業，被送進特訓班，隨后加入復興社（軍統前身），從此追隨戴笠，成為軍統一員。在填表時，他去掉中間的“善”字，改為毛森，從此一生延用。毛森入閩初顯身手毛森首次完成戴笠交下的任務，就顯示出他不同于眾的“才華”。1932年“一·二八”淞滬抗戰后，蔡廷鍇、蔣光鼐率第19路軍開赴福建。不久，李濟深、陳銘樞、蔡廷鍇、蔣光鼐等人公開與蔣介石決裂，組成福建人民革命政府。蔣介石在急調10萬大軍圍剿的同時，又擔心原駐閩部隊異動。于是戴笠派毛森去福建進行監視。他以軍事雜志記者身份來到浦城，浦城駐軍是獨立第45旅張殿基部。經一番籠絡之后，毛森與張殿基結成好友。與浦城相鄰的建甌、龍溪、邵武三地駐軍，都與張殿基有關，當地駐軍也就始終未卷入“閩變”。后“閩變”失敗，戴笠由此器重毛森，任命他為福州市警察局特警組主任。毛森長袖善舞，各方頗多好評。有關毛森的“美譽”不斷傳到福建省主席陳儀耳中。陳儀是浙江紹興人，視毛森為大同鄉，從此也對其青睞有加。1937年抗戰全面爆發，正在福建的毛森突接戴笠急電，命他速去江山招兵買馬，組建一支特工部隊-軍事委員會別動大隊，并委任他為二大隊隊長。城府很深的毛森專程向陳儀辭行，一貫重義氣的陳儀慷慨地贈給他一批軍用物資。毛森初建別動大隊時，就靠這批軍用物資起家。1948年陳儀任浙江省主席，接任伊始即委任毛森為浙江省警保處處長兼衢州綏靖公署二處處長。對這個恩人，毛森并未偏袒，他和湯恩伯一樣，大義滅親，揭發檢舉陳儀叛變。毛森探知陳儀有向中共靠攏并準備策反湯恩伯部的機密后，立即向上峰告密，并監視陳儀的舉動。隨即，陳儀被湯恩伯檢舉，1950年被國民政府處決于臺北。抗戰期間的毛森作為一名特工，毛森可說是相當出色的。抗戰期間，他兩次被日軍逮捕，竟能順利出逃，足可為例。1938年9月，毛森奉派潛伏在杭州，任情報站站長。毛森要求戴笠派一個機智、干練的女性作他的助手，并提出具體人選-胡德珍。她是浙江特訓班的學員，毛森發現她既穩重又聰明。當時他已和發妻離婚，有意重組家庭，胡正是合適的對象。胡德珍之兄胡樸人是個新聞記者，在他幫助下，毛森開設火腿行、米店，儼然是一副商人模樣。接著，他便向胡德珍求婚，也如愿以償。按軍統家法，抗戰時期軍統人員一律不得結婚。毛森提出的理由是組成家庭更有利于潛伏工作。戴笠又破例同意，還批特支費500元作為賀禮。正當毛森新婚燕爾之時，1939年1月18日，日本憲兵將毛森寓所(大井巷2號)團團圍住。毛森措手不及，被捕入獄。幸而胡德珍未受牽連。獄中的毛森挺住種種酷刑，堅不招供，說自己只是個商人。胡德珍在外面策劃營救。10余家商店聯名要求保釋“毛老板”；毛的部屬沈風與駐杭偽軍第一軍軍長徐樸誠的四夫人有關系，通過她打通了關節；這時重慶方面也派人來進行營救。三管齊下，日寇查無實據，只好放人。1942年，毛森在上海再入日寇羅網。當時，他奉戴笠之命，悄悄進入上海，成立上海行動總隊，進行破壞活動。一時間，日偽倉庫被炸、鐵路癱瘓、漢奸遭狙殺……這時，毛森屬下的陳紀廉行動小組在行動中失手，陳紀廉被捕，供出兩個交通的名字，這兩個人也隨即被捕，其中內交通周覲光受不住日軍酷刑，供出毛森。毛森第二次被捕。毛森被捕后，一時群龍無首，行動總隊停止了破壞活動。日憲兵司令木下榮市少將察覺到毛森作用舉足輕重，下令加強對毛森的看守。敵人將他囚禁在狄思威路憲佐部隊，由數十名憲佐日夜分班輪值。憲佐中有中國人，毛森遂用黃金加以收買，居然有人愿為毛森所用。于是，處在嚴密囚禁中的毛森，竟能執行與指揮戴笠交下的“除奸令”。當時的軍統東南局電訊督察李開峰（化名余玠）為利所誘，投降了汪偽特務機關“76號”。戴笠大為憤怒，下令毛森除掉此人。“除奸令”到時，毛森已經入獄。胡德珍將命令秘密傳遞到獄中。毛森想出一個除奸方案交胡德珍執行。胡德珍收買了原軍統上海站站長陳恭澍的警衛員劉全德，讓他暗殺余。此計果然成功。余一死，汪偽特務機關“76號”的首領李士群察覺是毛森主謀，便向日本人告狀。日寇加強了對毛森的看守，準備必要時把他處死。1944年元旦，乘日本人不在場，毛森在中國憲佐邢俊才眼皮底下逃出魔窟(邢俊才早已被毛森收買)，在外面的接應下，他迅速離開上海到了浙西淳安。戴笠此時也在淳安。按軍統慣例，被捕人員必須經過特別審查才能重新任用。戴笠打破慣例，立即任命毛森為中美合作所東南地區指揮官，由上校晉升少將。軟禁中的毛森1941年初，毛森奉命來到上海，組建上海行動總隊，并任總隊長。1942年夏，因叛徒出賣被捕。不知何故，日偽當局誤以為毛森地位很高，于是居為奇貨，不但未給他苦頭吃，反而“待為上賓”。毛森說：“日人把我地位估計很高，認為把我軟禁優待，重慶投鼠忌器，即不敢在滬恐怖行動了（即是把我當做人質）。如果殺了我，重慶不過再派人來，治安還是不能維持。”毛森的太太胡德珍，亦是軍統特工，遂將此種情況電告重慶，戴笠得知后指示說：“只要能保生命，任何要求都可接受。”于是，毛森乘機對日本人表示：“愿盡所力，協助維持治安。但一人做不了什么事，希將所捕我部之人交我調用，同時續與潛伏人員恢復聯絡；由我全權運用，你們不要插手。”對此，日偽“欣然接受”。毛森說：“剛好當時其他行動單位，多被敵偽破壞，除我之外，滬市幾無槍、炸之聲；自我被捕后，上海即太平無事。”看到這種情況，日本人誤以為是毛森真的在其中起到了“正面作用”，更覺得自己的“懷柔”政策無比有用。此后，每當抓到“疑似”重慶的“地工”人員，便讓毛森前去協助審訊，以助“甄別”。上海抗團的案件，就是其中一例。偵破“榮案”名利雙收1945年8月抗戰勝利，毛森重返上海，以沒收漢奸財產為名，大發接收財。一件名利雙收的事，等待著毛森。1946年4月258日晨，民族資本家、“棉紗、面粉大王”榮德生外出途中遭綁匪綁架。消息見報后，中外紛傳，輿論大嘩。蔣介石也大為震怒，湯恩伯推薦當時在無錫第一綏靖區司令部任職的毛森負責破案。毛森趕到上海，部署破案事宜。其時，榮德生已被家人以50萬元美金贖出，但毛森并不就此罷手，下決心要捉拿主犯。一天，原上海行動總隊的舊部黃福林來報，他發現淞滬警備司令部中校警衛隊長王晉唐近日驟然暴富，口袋中常有美金。黃福林還說，浙江嵊縣人劉瑞標有綁架案前科，他本在臨安(杭州附近)做木匠，最近常來上海與王晉唐碰頭，還在四馬路(今福州路)一帶嫖妓。在黃福林探得劉瑞標在臨安的確切地址后，毛森親自帶領幾名得力人員來到杭州。他們以有一批木工活為由，把劉瑞標從臨安誆騙到杭州。重刑之下，劉瑞標如實招供了一切。毛森再經精心策劃，捕獲了匪首駱文慶、王紹寅、袁仲書、吳小開、吳志剛，連同先前捕獲的劉瑞標、王晉唐，一共7人。為此，蔣介石獎勵毛森5萬元美金，湯恩伯因推薦毛森有功，獎福特汽車一輛。榮德生也親到毛宅道謝，饋謝金表一只、金筆一對，毛森名利雙收。解放前夕瘋狂殺人見過毛森的人，第一印象是：中等個子，五官端正，談吐不俗，待人謙虛，頗似儒雅文人。然而透過外表，毛森的另一面卻是個兇狠的個性。兩者形成巨大反差。戴笠的私人秘書王紹謙曾多次接觸毛森，說起過這樣一件事。毛森自己煙酒不沾，也不許別人在他辦公室里吸煙。一次，某個部下違反了他的禁令，他命衛兵搜查這人口袋，還有6根煙未抽完。他命令這人將煙用開水泡了，吞下肚去。“你喜歡吃煙，就這樣吃下去!”毛森的特點由此可見。有人背后改稱他為“毛骨森森”。上海被解放軍占領前夕，毛森任上海市警察局長，大開殺戒，突擊處決地下黨。1949年2月7日，“民革”成員策劃京(南京)滬兩地暴動，因事機不密，孟士衡、吳士文、蕭儉魁、馬駿名等9人被捕，4月4日押送上海，落入毛森之手。5月9日，孟、吳、蕭3人被處決于宋教仁公園(即閘北公園)。三天后(5月12日)，解放軍在上海外圍發起總攻，炮聲隆隆，在市區清晰可聞。毛森加快了處決的進程。他下令從死囚牢提出13人，其中有第三戰區少將參謀長陳爾晉和他的妻子張曼霞(中共地下黨員)，當時張已懷6個月的胎兒，毛森將他們一起處決。被毛森處決的還有上海市委地下電臺臺長張困齋(上海市委書記張承宗之弟)；解放軍京滬特派員賈云超、參謀黃培中、聯絡員陳玉山，以及民主人士陳惕廬、張達生、朱大同等。牢里的500多人，大部分由毛森下令用不同方法處死。有的被裝進麻袋投入黃浦江，也有的被活埋在牢房里(如黃炎培之子)。上海占領時，死牢里的500多人，幸存者只剩下28人。得罪小蔣逃出臺灣1949年5月24日晚，解放軍向上海發起總攻，毛森在吳淞口登上最后一艘軍艦退往廈門。蔣介石任命他為廈門警備司令部中將司令。不久廈門又告陷落。毛森全家撤到臺灣。1949年7月，蔣介石聽從蔣經國意見，在高雄主持秘密會議，對特工系統進行大調整，建立“政治行動委員會”，取消原來的軍統與中統。唐縱為召集人，周至柔任主委，委員有蔣經國、鄭介民、毛人鳳、張鎮、葉秀峰、毛森、陶一珊、彭孟緝等。原軍統人員占了“委員會”中的三席。毛人鳳當日還沾沾自喜，毛森卻不以為然。果然僅過半年，“委員會”即為“總統府資料室”取代，蔣經國任主任，輕松奪取了特工系統領導權。蔣經國的第二步棋，就是要毛人鳳交出潛藏在大陸的軍統人員名單。毛人鳳又氣又急，不久就患肺癌而死。蔣經國再逼毛森，要他交出東南沿海地區“游擊隊”的關系，所謂“游擊隊”純屬子虛烏有之事，毛森無法向小蔣交代，向老蔣求情又無效，只好逃出臺灣。他與妻子胡德珍先到香港，臺灣方面發出了通緝令。1958年，毛森只得又逃到美軍占領下的沖繩島隱蔽下來，一住10年，直到1968年才移居美國。1985年6月，毛森曾致函大陸江山人周邦恭，談到此事。他說，毛人鳳“受蔣經國打擊，我從旁支持他，所以蔣對我也結下梁子”(即結仇之意)；又說：“退臺之后，因不滿蔣經國所為，即離開出國。”這是毛森自己說的“真相”。晚年的毛森頗有故園之思，1992年5月，他與妻子胡德珍、長子毛建光從舊金山飛抵上海，走訪親友并回到浙江江山，遂了思鄉之愿。回美后，他于同年10月在舊金山去世。后記江山籍華人毛森先生及其子女毛河光先生等從1993年至2006年連續13年設立毛氏助學金，發放助學金13萬元人民幣。

毛森的人物生平

3，上海公安局長是誰

上海公安局長是張學兵。

廣東省公安廳廳長姓梁；廣州市公安局局長姓吳。

上海公安局長是誰

4，宣鐵吾的惡斗

抗戰勝利后，宣鐵吾任上海警察局局長，后由于榮德生綁票案，淞滬警備司令部副司令李及蘭引咎辭職，宣又兼任警備司令，集軍警大權于一身，成為上海叱咤風云的紅人。宣鐵吾與杜月笙幾次三番斗法，杜畏之如虎，坐立不安。杜月笙是個上可通天、下可入地的人物，宣鐵吾何以敢和他對抗呢？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得到了蔣經國的支持。一、宣鐵吾和蔣家的關系宣鐵吾，浙江諸暨人，早年喪母，由當裁縫的父親撫養成人。他家道貧寒，幼年只讀過私塾。中國共產黨成立后，宣鐵吾和陳兆龍、張秋人等過從甚密，曾一度加入過CP。1924年，黃埔軍校成立，宣考進軍校，為第一期學生。黃埔學生中有左傾的“青年軍人革命同志會”和右傾的“三民主義革命同志會”。宣鐵吾進黃埔后，思想即逐漸傾向于后者。當時，蔣介石和蔣經國均住在黃埔軍校內，宣曾當過蔣介石辦公室的侍衛，因為表現忠誠，又升為侍衛長。在黃埔這段時期，宣鐵吾和蔣經國的私人感情特別融洽，稱兄道弟，似為莫逆之交，直到1925年蔣經國去莫斯科學習，兩人才分手。抗戰期間，浙東尚未淪陷時，蔣經國在奉化溪口舊宅讀書，由馬公愚講授《曾文正公全集》，宣鐵吾經常往訪，作徹夜長談。時宣鐵吾已是浙江省中將保安副司令，經蔣經國的推薦，又兼任三青團浙江省籌備主任、九十一軍軍長等職，成為身兼數職的浙江屈指可數的紅人。由此，更進一步奠定了他和蔣經國的關系。宣鐵吾對蔣介石忠誠，與蔣經國的觀點一致，私交融洽，所以頗得蔣氏父子信任。二人都認為，只有斗垮惡勢力和黑社會，國民黨的天下才有可為。蔣介石是個多疑的人物。他組建中統和軍統，本來有相互牽制之意，但后來戴笠青云直上，權大包天，到抗戰末期，蔣介石對之已有戒心。抗戰勝利后，蔣介石在重慶成立了一個秘密五人小組，參加的有宣鐵吾、錢大鈞、胡宗南等人，唯獨沒有戴笠。小組表面上的任務是平衡中統、軍統兩個特務組織的矛盾，實質上也有抑制戴笠權勢的性質。蔣經國是深切了解內情的，因此，全力支持宣鐵吾。蔣經國和宣鐵吾都對當時的貪污和大發劫收財的現象深為反感，而這些丑事大部分是由中統和軍統的特務干的。杜月笙和戴笠的關系之深，可以說甚于蔣、宣。蔣、宣后來和杜月笙的斗法，實質上是對抗軍統的一個重要部分。在接管上海前，蔣介石已決定錢大鈞任市長。當時，吳鐵城和戴笠都曾推薦上海警察局長的人選；錢大鈞也開了一套班子的名單。蔣介石對上海所有各局人選，都表同意，唯有警察局長一職，親自點名由宣鐵吾擔任。這樣一來，錢、戴、吳不僅無話可說，而且也真正感覺到了宣鐵吾的份量。蔣介石所以這樣信任宣鐵吾，與蔣經國的推薦和促成分不開。宣鐵吾上任后，就提拔不屬于中統、軍統的俞叔平為警察局副局長（俞是奧國留學生，為中國甚少的警察法學博士）；宣的親信徐旭、方志超等分別任人事處長和行政處長，但為了敷衍戴笠，也錄用了一些軍統的人，如張師、張達。宣鐵吾在重慶啟程后，杜月笙為拉攏感情，曾設宴為宣餞行；但宣一到上海，對新聞界第一個談話卻是：不搞劫收，整頓風氣。并且特別提出要整頓青紅幫。凡是青紅幫門徒，一律不見，一律不用。宣鐵吾這第一炮，無異于給杜月笙一個下馬威。蔣經國平生對兩個人最稱知己，一個是宣鐵吾，另一個是王新衡。王新衡是軍統的頭頭。后來蔣經國到上海，經常住在宣鐵吾家中。從上可知，宣鐵吾之所以敢和杜月笙對抗，主要是蔣經國在幕后支持。宣在上海并無社會基礎，而杜月笙這個“水銀瀉地，無孔不入”的人物，卻對蔣經國、宣鐵吾的聯合力量感到束手無策。二、抗戰勝利后的杜月笙杜月笙從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殺起，結識了蔣介石。杜在青幫中的輩分極低，這是杜一生最感苦惱的事，但由于他后來和戴笠結下不解之緣，手下又有一批“智囊”人物出謀劃策，因此，實質上成了上海工商經濟和黃色工會的幕后操縱人物。杜在四·一二屠殺中雖然有“功”，但并未博得蔣介石的過分青睞，直到抗戰，杜竭力贊助戴笠組織“總動員委員會”和“蘇浙行動委員會”，方在政治上飛黃騰達。“蘇浙行動委員會”由戴笠任主任委員，杜月笙、楊虎等任委員。杜慷慨解囊，捐助輕武器快慢機五千支，在上海成立五個支隊，其中如陸京士、水祥云等人，都是杜的門徒。這支雜牌部隊，就是后來戴笠的“忠義救國軍”的前身。抗戰勝利，軍統特務“五子登科”，大發劫收橫財，當然也和杜月笙存在著千絲萬縷的關系。抗日勝利后的上海，錢大鈞雖是市長兼警備司令，但只是一個空名，掌握大權的實際上是吳紹澍。吳在國民黨系統內不是個頭面人物，但因吳開先被日本人逮捕又放回重慶后，國民黨上海市黨部一直由吳紹澍負責。所以一旦勝利，他就從地下冒了出來，蔣介石不得不給他些頭銜和權力。當時，吳紹澍身兼東南軍政特派員、上海市副市長、上海三青團主任委員、上海市教育局長、社會局長和《正言報》社長等重要職務，紅極一時，炙手可熱。所以要在本文提一提吳紹澍。吳當時年少氣盛，他一登上“寶座”，就頭腦昏昏，公開和杜對峙起來。對于初出茅廬的吳紹澍，杜月笙及其智囊團根本不放在眼里。杜月笙的一大部分勢力是在黃色工會，因此，吳就任社會局長，他們就首先開刀。杜想讓吳開先當社會局長，陸京士當黃色工會總頭目，以此來控制上海的工人。1945年秋冬，抗戰勝利后不久，杜一手包辦的黃色工會就以“改善工人生活”為借口，鬧起風潮，搞得吳紹澍惶惶不可終日，終于以“辦事不力”被轟下了臺；再加上中統、軍統紛紛告狀，吳紹澍竟被剃了個光頭，只剩下了《正言報》社長一個閑職。對于杜月笙這種做法，蔣經國和宣鐵吾盡管袖手旁觀，但更加深了本來已有的反感，認定杜是要以黑手統治上海，因此決心和杜較量一番。吳紹澍倒臺后，杜月笙的觸須事實上已經緊緊纏住了上海的銀錢業、棉紡業、輪船業和黃色工會等等，但杜的公開身份，始終只是“中匯銀行董事長”和“恒社”社長（“恒社”是杜月笙門徒以社會團體面貌出現的青幫組織），此外就是辦辦“浦東同鄉會”、“上海小姐選舉”等無聊的事。不過，杜月笙對于軍隊和警察，對于蔣經國和宣鐵吾，卻毫無辦法。三、萬墨林案件的前因后果萬墨林是杜月笙的總管，為杜門第一紅人。早年，他專門站在煙榻邊為杜裝鴉片煙，很得杜的信任。日偽時期，萬在上海代杜看管家產，一經勝利，就儼然以地下工作者自居。杜回上海后，萬更紅得發紫，一蹴而升為“米業公會理事長”，操縱著糧食的市場價格。由于法幣貶值，物資缺乏，糧價直線上漲，人們的咒罵集中在米商身上，罵之為“米蛀蟲”，萬墨林當然首當其沖。在蔣、宣和杜的斗法中，他第一個受到沖擊。1946年7月1日，宣鐵吾兼任淞滬警備司令。當時工潮、學潮頻起，社會局勢動蕩。宣鐵吾認為是杜月笙所操縱的惡勢力哄抬物價，如不鎮壓，局面不得平靜，于是，就決定拿萬墨林開刀。這當然是“殺雞給猢猻看”，沖著杜月笙來的。當時的淞滬警備司令部位于蘇州河畔的河濱大橋。宣下手令逮捕萬墨林后，就關在七樓看守所內。全上海的日報、夜報和小報，都以顯著位置刊出了這一消息。宣鐵吾并招待記者，發表強硬談話說：“萬墨林有惡勢力為后臺，囤積居奇，操縱米價，政府要以軍法從嚴懲辦。”這些對于杜月笙來說，無疑是沉重的打擊。杜月笙很明白蔣經國和宣鐵吾的聯合力量，而戴笠已死，自己的靠山不硬，因此，不免憂心忡忡。杜的“智囊團”如陸京士等則不以為然，認為必須以曲曲折折的方法進行回擊。他們利用杜系的“立根”和各同業公會、黃色工會為武器，對警備司令部施加壓力，大叫大嚷，說什么米價上漲，是產地糧食被共產黨所控制，運不出來，與米業公會和萬墨林無關，要求由司法機關進行仲裁。宣鐵吾針對這些論調，宣稱“治亂世用重典，政府為民除害，殺一儆百，責無旁貸”。這樣一來，萬墨林已有被殺頭的危險。杜家在驚恐之后，苦思對策。他們一方面叫軍統的小頭目戚再玉（警備司令部第六緝查大隊長，是個手操生殺大權的紅人）向滑稽曲藝界打招呼，不要再罵“米蛀蟲”；另一方面設法保萬墨林“獄外就醫”。杜月笙有個門徒陶建芳，黃埔六期出身，曾任浙江保安司令部第六團團長、挺進第三縱隊副司令和第三戰區高參等職。陶既和宣鐵吾熟悉，又對杜唯命是從，是個兩跨的人物。但陶不敢親自去對宣鐵吾講，就在深夜坐著杜的自備汽車，來找我商量，說萬墨林有嚴重的心臟病和高血壓，要求能到看守所探視。我不好推辭，就讓陶去了看守所。陶向萬轉達了杜月笙的關心。當天晚上，杜月笙和陶悄悄來到我家中，杜月笙裝得一臉苦相，一口咬定是“宣司令的誤會”。我感到難以下場，若不識抬舉，貿然得罪這位“大亨”，事情就麻煩了。我就給想了個辦法，要陶建芳親自去打通警備司令部醫務所一位所長，告訴他，如果拿到病危證明，也許可能試行交保就醫。我當時認為他們通不了這個關節；萬一弄來證明，公事公辦，也可沒有責任。不料錢能通神，兩天以后，醫務所果然來了“萬墨林病危”報告，請求處理。我內心明白，落得順水推舟，就冒了個小小的風險，將萬交保就醫，要求隨傳隨到。事后向宣鐵吾報告時，他大為震怒，一面斥責我不該擅自作主，一面立即將那位馮所長找來核對。這位所長一口咬定：“萬墨林病危，如不就醫，就有死在看守所的可能。”事已至此，宣鐵吾也無話可說，只得公布一則新聞“萬墨林是交保就醫，并非無罪釋放”了事。其實，萬墨林根本沒有那么嚴重的病，而我也領教了杜月笙的高明手法，感到宣鐵吾恐怕也難應付。后來和宣鐵吾一次聊天中知道，宣也并不是非置萬于死地不可，只是給杜月笙一點厲害看看而已。萬墨林事件煙消云散以后，米價照樣狂漲，宣鐵吾也始終無能為力。從此，宣、杜交惡成為人所共知的事。關于宣杜交惡，還有一段插曲可說。1947年是杜月笙60大壽。杜和京劇界的關系一向很好，就于春季在上海中國大戲院唱戲兩天祝壽，一時名角云集，轟動全國。宣是個京戲迷，只要名角，無有不看；宣的如夫人，就是一位京劇演員。遇到這樣的盛會，宣怎么肯放過？但杜月笙請他，他又不肯去。杜當然發了請柬，座位是最好的第二排，宣不肯公開出席，這個座位就只能空著。但宣卻另外在第六七排搞到一張招待券，微服改裝，扮成一個商人，悄然前往。所有軍憲、特務和杜門子弟，竟然沒有一個認得出是“宣司令”。（那兩天演戲，憲兵從傍晚起就將南京路到北京路這一段封鎖，只憑請柬入內）。中國大戲院本是座年久失修的舊戲院，當第一天的《龍鳳呈祥》演到一半時，圓頂上竟掉下來一大塊石灰，正好落在宣鐵吾面前的座背上。這一來，全場目光，頓時掃向宣鐵吾，宣一時窘迫萬狀，唯恐被人識破真相，下不了臺，于是，拂袖而去。待走出門口，杜門子弟才認出是“宣司令”；但大家面面相覷，誰也不敢追趕，連在場的杜月笙本人，也目瞪口呆，無法可想。事后，杜月笙曾再三道歉，要為宣鐵吾設宴壓驚，但都遭到宣的拒絕。四、杜維屏被扣與獲釋1948年5月，國民黨崩潰之勢已成，前線潰不成軍，后方動蕩不定，蔣介石卻仍然掙扎，派蔣經國為經濟督導員，坐鎮上海，由宣鐵吾配合，希望消滅貪污，穩定物價，安定民心，以利前方。蔣經國到上海后，在外灘中央銀行二樓辦公。此時和蔣過從最密的人，除宣鐵吾外，還有王新衡。王當時是保密局上海站站長、上海市政府參事。蔣經國到上海后，以中央特派員的身份，一再宣稱，要鎮壓奸商，抑平物價。宣鐵吾為了配合，即在警備司令部成立經濟緝查機構，專門緝捕奸商；我當時即在此部門任職。蔣經國和宣鐵吾的行動，對杜月笙無異于當頭一棒，因為杜對于金鈔外匯黑市、股票漲落和糧價升降等，是一只無形中的巨大黑手。杜月笙的中匯銀行，由兒子杜維屏任經理。杜看到蔣經國、宣鐵吾來勢兇猛，就計劃將港幣45萬元，私自套匯外流。此事被王新衡知道，就悄悄報告了蔣經國。蔣大為震怒，立即下令逮捕杜維屏，扣押在市警察局看守所內。王新衡是一位十分圓滑的兩面人物，他既和蔣經國莫逆，又不想得罪杜月笙，故在杜維屏既將被扣時，又通風給杜，叫杜注意。這樣一來，嚇得杜對45萬港幣一時未敢下手。但據我事后所知，杜系的中匯銀行和通商銀行，還是連夜趕造帳冊，化整為零，零零碎碎地私套到香港，杜維屏被扣，當時務報以通欄標題報道，杜月笙威風掃地，在驚恐中曾一度避往香港。從表面上看，經此一擊，金鈔黑市的確下降許多。蔣經國覺得初戰勝利，十分得意；但漸漸就感到事情棘手，因為“事出有因，查無實據”，找不到杜維屏套匯的罪證，就只可“雷聲大，雨點斜，最后將杜交保釋放了事。此外，蔣經國和宣鐵吾還辦了以下這些和杜月笙多少有關的事：一、嚴格按金圓券實行限價。蔣經國規定，凡一切商品的零售價格，全部凍結；商店不得轉移，不得拒售，必須開門應市。但這確是個非常不徹底的治標辦法。奸商囤積居奇，可說無孔不入，光靠軍警力量，查不勝查，抄不勝抄，而門市商品則立即被搶購一空。未及一月，全上海開著的幾乎全部是空店。資本家、店老板和老百姓都怨聲載道，這個限價政策也就只好告終。二、在扣押杜維屏的同時，蔣經國和宣鐵吾也對興風作浪的證券大樓和金鈔黑市實行鎮壓，其中有名的一件就是逮捕“楊家將”。所謂“楊家將”，是指控制場外股票金鈔黑市交易的楊長和、楊長仙和楊長庚三人，他們的綽號叫做“場外亨鼠牌”，意思是一群機警精明的“大亨老鼠”。“楊家將”也是直接或間接受到杜月笙的控制和影響的，因此，這也可以說是對杜的打擊。但不到一月，隨著限價政策的失敗，蔣經國自認倒霉，就將“楊家將”交保釋放。一場大公案，就此不了了之。三、蔣經國和宣鐵吾還曾集中力量，打擊過孔氏豪門的“揚子公司”。宣鐵吾利用他控制的《大眾夜報》，以頭版頭條新聞，揭露“揚子公司”私套外匯的大案，還刊出了孔令侃的照片。但孔令侃畢竟不是杜維屏，蔣經國只是虛張聲勢，未敢下手。我記得很清楚，就在1948年10月初蔣介石到上海時，孔令侃和孔二小姐就親自向宋美齡哭訴告狀。當時蔣介石的心情正十分沮喪，因沈陽剛剛解放，廖耀湘和范漢杰兵團在遼西走廊全軍覆滅。國民黨已經盡失關外。在東平路官邸，蔣介石大發脾氣，命令封閉《大眾夜報》（同時封閉的還有吳紹澍的《正言報》），并當面斥責宣鐵吾，說宣周圍有共產黨。其實，在《大眾夜報》并無地下黨。四、蔣經國和宣鐵吾在1948年秋還殺了幾個軍統惡霸。一個是戚再玉。此人身任警備司令部第六緝查大隊長，后臺是保密局的毛人鳳。戚敲詐勒索，無惡不作，在上海是個臭名遠揚之徒。特別是戚通風放走大貪污犯徐繼莊一案，使蔣經國大為震怒（當然還夾雜著軍統內部復雜的權力斗爭），就親自下令，將戚逮捕，經軍法判處槍決。另一個是張亞民。此人也是軍統特務，因敲詐一個挪威商人金司伯私售金鈔一案，后被告到蔣經國、宣鐵吾手里，就也由蔣親自下令，將張槍決。這兩件大案，當時曾在上海各報連篇累牘刊載過，轟動一時，人民拍手稱快。但國民黨已經病入膏肓，殺幾個人已無起死回生之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