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賞忠厚之至論，刑賞忠厚之至論故仁可過也義不可過也古者賞不以爵祿刑不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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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刑賞忠厚之至論故仁可過也義不可過也古者賞不以爵祿刑不以

所以可以過于仁慈，卻不能過嚴執法。古時的人，賞賜別人不是授予爵位給予錢財，刑罰別人不用刀或鋸子。

刑賞忠厚之至論故仁可過也義不可過也古者賞不以爵祿刑不以

2，請問幾句翻譯

翻譯： 1. 但是，周穆王還是吩咐臣子呂侯，告誡他謹慎地使用刑法。他的說話憂愁卻不悲傷，威嚴卻不憤怒，慈愛而能決斷，有哀憐無罪者的好心腸。 2. 罪行有可疑時，寧可從輕處置；功勞有疑點，寧可從重獎賞。與其錯殺無辜的人，寧可犯執法失誤的過失。

都翻譯是一樣的，還翻譯出來唷

但是，周穆王還是吩咐臣子呂侯，告誡他謹慎地使用刑法。他的說話憂愁卻不悲傷，威嚴卻不憤怒，慈愛而能決斷，有哀憐無罪者的好心腸。 ∶「罪行有可疑時，寧可從輕處置；功勞有疑點，寧可從重獎賞。與其錯殺無辜的人，寧可犯執法失誤的過失。」

請問幾句翻譯

3，刑賞忠厚之至論的軼事典故

《刑賞忠厚之至論》是蘇軾二十一歲考進士的試卷文字。宋人曾作為逸話流傳，說歐陽修主持嘉祐二年的禮部考試，請詩人梅圣俞閱卷，梅閱此文后以為有“孟軻之風”，薦于歐陽修。此時歐陽修門下士曾鞏也在同試，他倆認為此文優異，可能是曾鞏作的，歐陽修為了避嫌不敢定為第一，遂降為第二。但是文中所舉堯與皋陶的對刑法的互相制約的例證，不知其出處，待蘇軾拜見問他，蘇軾笑道：想當然耳。竟是他捏造出來哄騙試官的，歐，梅因其才高，也不介意。實際所引事例出于《禮記·文王世子》，是周公的事例。蘇軾臨考時誤記為堯的事了。好事者因不知出處，遂加以增飾，造作出這段佳話來。但從這佳話中也反映出古代應試文字的情況。對于這類文字不應過于執著，認為真的表達了作者的見解，其實不過是為了被取中而故作姿態。蘇軾在其《答李之儀書》中曾說自己年輕時“讀書作文，專為應舉而已”，又因應舉制策課，就寫了些“妄論厲害，攙說得失”的文章，“此正制科人習氣”。這局客氣話，雖含有遁詞成分，但也道出其中幾分真情。

刑賞忠厚之至論的軼事典故

4，刑賞忠厚之至論讀后感500字

世傳蘇洵的《辨奸論》一文,曾經引起清代學者的爭論與考證.焦點在于：反對宋代理學的人,把它作為理學在宋代已遭到駁斥的證據；維護宋儒理學的人,不能容忍這種觀點,堅持認為它的矛頭是指向王安石.管同是尊奉理學的,他自然站在后者的立場.不心而論,蘇洵的原文不像是指斥理學家,又由于蘇洵的《嘉佑集》里并沒有這篇文章,因此多數人認為是偽作,用來攻擊王安石的.管同此文證據并不充分（如以出仕先后為據）,但振振有詞,足見回護之心.蘇洵在《辨奸論》中所闡述的對王安石的看法.蘇洵不僅自己不同王安石交游,而且還勸歐陽修不要同王安石交游.方勺《泊宅編》載：“歐公在翰苑時,嘗飯客.客去獨老蘇少留,謂公曰：適坐有囚首喪面者何人?公曰：介甫也.文行之士,子不聞之乎?洵曰：以某觀之,此人異時必亂天下,使其得志立朝,雖聰明之主,亦將為欺惑.內翰何為與之游乎?”這篇記載,與張方平的記載是一致的.即初見面就對歐陽修說,王安石“異日必亂天下”.但也與張說有所不同,張的記載是歐陽修勸蘇洵與王安石游,引出了蘇洵對王安石的批評；方勺的記載是蘇洵先問“囚首喪面者何人”,歐陽修回答后,蘇洵才談了自己對王安石的看法. 后來有人對此提出懷疑：“世有公卿士大夫同飯,終不交一言.及飯訖,始問同坐者為何人乎?”(蔡上翔《王荊公年譜考略》第154頁)其實在人們交往中,初次同桌吃飯,多數都是相互熟悉的人,僅有一人不熟,而主人又忘了介紹,席間不便當著生人問,散后才向主人打聽姓名,這是完全可能的. 更可能的是,蘇洵明明知道他是王安石,但為了向歐陽修表明自己對王安石的看法,故意先問“囚首喪面者何人”.張、方二人的記載正可相互補充.

5，蘇軾為什么寫刑賞忠厚之至論

《刑賞忠厚之至論》，為宋嘉祐二年（1057）蘇軾應禮部試的試卷。主考官歐陽修認為它脫盡五代宋初以來的浮靡艱澀之風，十分賞識，曾說“讀軾書不覺汗出，快哉！老夫當避此人，放出一頭地。”文章以忠厚立論，援引古仁者施行刑賞以忠厚為本的范例，闡發了儒家的仁政思想。文章說理透徹，結構嚴謹，文辭簡練而平易曉暢。背后的故事《刑賞忠厚之至論》是蘇軾二十一歲考進士的試卷文字。宋人曾作為逸話流傳，說歐陽修主持嘉祐二年的禮部考試，請詩人梅圣俞閱卷，梅閱此文后以為有“孟軻之風”，薦于歐陽修。此時歐陽修門下士曾鞏也在同試，他倆認為此文優異，可能是曾鞏作的，歐陽修為了避嫌不敢定為第一，遂降為第二。但是文中所舉堯與皋陶的對刑法的互相制約的例證，不知其出處，待蘇軾拜見問他，蘇軾笑道：想當然耳。竟是他捏造出來哄騙試官的，歐，梅因其才高，也不介意。實際所引事例出于《禮記·文王世子》。是周公的事例。蘇軾臨考時誤記為堯的事了。好事者因不知出處，遂加以增飾，造作出這段佳話來。但從這佳話中也反映出古代應試文字的情況。對于這類文字不應過于執著，認為真的表達了作者的見解，其實不過是為了被取中而故作姿態。在這篇和下面幾篇所選的蘇軾的幾篇論文，就都是蘇軾為應試而擬作的文字。蘇軾在其《答李之儀書》中曾說自己年輕時“讀書作文，專為應舉而已”，又因應舉制策課，就寫了些“妄論厲害，攙說得失”的文章，“此正制科人習氣”。這局客氣話，雖含有遁詞成分，但也道出其中幾分真情。所以讀這些文字的時候，應予考慮。題目出處本篇題目出自《尚書·大禹謨》偽孔安國的注文：“刑疑付輕，賞疑從眾，忠厚之至。”為了扣題，其立論不過是儒家的施仁政，行王道，推崇堯舜周孔，屬于當時的濫調。但是作者在扣緊題目布局謀篇，引用圣經賢傳與論據緊密結合等方面的技巧是很高的。文筆酣暢，說理透辟。用這些手段來引起考官的注意，則是很成功的。[5]

6，刑賞忠厚之至論的翻譯文章

原文：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之際，何其愛民之深，憂民之切，而待天下之以君子長者之道也！有一善，從而賞之，又從而詠歌嗟嘆之。，所以樂其始，而勉其終。有一不善，從而罰之，又從而哀矜懲創之，所以棄其舊，而開其新。故其吁俞之聲，歡忻慘戚，見于虞、夏、商、周之書。成、康既沒，穆王立，而周道始衰，然猶命其臣呂侯而告之以祥刑。其言憂而不傷，威而不怒，茲愛而能斷，惻然有哀憐無辜之心，故孔子猶有取焉。《傳》曰：“賞疑從與，所以廣恩也；罰疑從去，所以謹刑也。當堯之時，皋陶為士。將殺人，皋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執法之堅，而樂堯用刑之寬。四岳曰“鯀可用！”堯曰：“不可！鯀方命圯族。”既而曰：“試之！”何堯之不聽皋陶之殺人，而從四岳之用鯀也？然則圣人之意，蓋亦可見矣。《書》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嗚呼！盡之矣！可以賞，可以無賞，黨之過乎仁；過乎仁，不失為君子；過乎義，則流而入于忍人。故仁可過也，義不可過也。古者賞不以爵祿，刑不以刀鋸。賞之以爵祿，是賞之道行于爵祿之所加，而不行于爵祿之所不加也。刑之以刀鋸，是刑之威施于刀鋸之所及，而不施于刀鋸之所不及也。先王知天下之善不勝賞，而爵祿不足以勸也；知天下之惡不勝刑，而刀鋸不足以裁也。是故疑則舉而歸之于仁，以君子長者之道待天下，使天下相率而歸于君子長者之道。故曰：忠厚之至也！《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夫君子之已亂，豈有異術哉？時其喜怒，而無失乎仁而已矣。《春秋》之義，立法貴嚴，而責人貴寬。因其褒貶之義，以制賞罰，亦忠厚之至也。譯文：堯、舜、夏禹、商湯、周文王、周武王、周成王、周康王的時候，他們是多麼的深愛人民、關切人民，又用君子長者的態度來對待天下人。有人做了一件好事，獎賞他之余，又用歌曲贊美他，為他有一個好開始而高興，并勉勵他堅持到底；有人做了一件不好的事，處罰他之余，又哀憐同情他，希望他拋棄過去而開展一個新生活。同意和不同意的聲音，歡喜和憂傷的感情，在虞、夏、商、周的政治文獻里都可見到。成王、康王死后，穆王繼承王位，周朝的王道便開始衰落。但是，周穆王還是吩咐臣子呂侯，告誡他謹慎地使用刑法。他的說話憂愁卻不悲傷，威嚴卻不憤怒，慈愛而能決斷，有哀憐無罪者的好心腸。因此，孔子把這篇《呂刑》選進《尚書》里。古書上說，「獎賞時如有可疑者應該照樣留在應賞之列，為的是推廣恩澤；處罰時遇有可疑者則從應罰之列除去，為的是謹慎地使用刑法。」堯帝當政之時，皋陶是掌管刑法的官。有一次要處死一個人，皋陶三次說當殺，堯帝卻一連三次說應當寬恕。所以天下人都害怕皋陶執法堅決，而贊美帝堯用刑寬大。四岳建議∶「鯀可以任用。」堯帝說∶「不可！鯀違抗命令，毀謗同族的人。」過后，他還是說∶「試用一下吧。」為什麼堯不聽從皋陶處死犯人的主張，卻聽從四岳任用鯀的建議呢？那麼圣人的心意，從這里可以看出來了。《尚書》說∶「罪行有可疑時，寧可從輕處置；功勞有疑點，寧可從重獎賞。與其錯殺無辜的人，寧可犯執法失誤的過失。」唉！這句話完全表現出忠厚之意。可以賞，可以無賞，賞之過乎仁；可以罰，可以無罰，罰之過乎義。過乎仁，不失為君子；過乎義，則流而入於忍人。故仁可過也，義不可過也。古者賞不以爵祿，刑不以刀鋸。賞之以爵祿，是賞之道行於爵祿之所加，而不行於爵祿之所不加也；刑以刀鋸，是刑之威施於刀鋸之所及，而不施於刀鋸之所不及也。先王知天下之善不勝賞，而爵祿不足以勸也；知天下之惡不勝刑，而刀鋸不足以裁也。是故疑則舉而歸之於仁，以君子長者之道待天下，使天下相率而歸於君子長者之道。故曰：忠厚之至也。詩經》說∶「君子如果高興，禍亂就會很快止息；君子如果憤怒，禍亂就會很快止息。」君子止息禍亂，難道有奇異的法術嗎？他不過是恰當適時地應喜則喜，應怒則怒，不偏離仁慈寬大的原則罷了。《春秋》的大義是，立法貴在嚴厲，責人貴在寬厚。根據它褒獎和貶責的大意來制定賞罰，這也是忠厚之至啊！

a刑賞忠厚之至論蘇軾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之際，何其愛民之深，憂民之切，而待天下以君子長者之道也！有一善，從而賞之，又從而詠歌嗟嘆之，所以樂其始而勉其終；有一不善，從而罰之，又從而哀矜懲創之，所以棄其舊而開其新。故其吁俞之聲，歡忻慘戚，見于虞、夏、商、周之書。成、康既沒，穆王立而周道始衰，然猶命其臣呂侯，而告之以祥刑。其言憂而不傷，威而不怒，慈愛而能斷，惻然有哀憐無辜之心，故孔子猶有取焉。傳曰：“賞疑從與，所以廣恩也。罰疑從去，所以慎形也。當堯之時，高陶為士，將殺人，皋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之法之堅，而樂堯用刑之寬。” 四岳曰： “鯀可用。”堯曰：“不可。鯀方命圮族。”既而曰：“試之。” 何堯之不聽皋陶之殺人，而從四岳之用鯀也？然則圣人之意，蓋亦可見矣。《書》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嗚呼！盡之矣。可以賞，可以無賞，賞之過乎仁；可以罰，可以無罰，罰之過乎義。過乎仁，不失為君子；過乎義，則流而入于忍人。故仁可過也，義不可過也。故者賞不以爵祿，刑不以刀鋸。賞之以爵祿，是賞之道行于爵祿之所加，而不行于爵祿之所不加也；刑以刀鋸，是刑之威施于刀鋸之所及，而不施于刀鋸之所不及也。先王知天下之善不勝賞，而爵祿不足以勸也；知天下之惡不勝刑，而刀鋸不足以裁也。是故疑則舉而歸于仁，以君子長者之道待天下，使天下相率而歸于君子長者之道，故曰忠厚之至也。《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夫君子之已亂，豈有異術哉？制其喜怒，而無失乎仁而已矣。《春秋》之義，立法貴嚴而責人貴寬，因其褒貶之意以制賞罰，亦忠厚之至也。【題解】這是嘉佑二年（1057）作者應禮部試的試卷。主考官歐陽修以為它脫盡五代宋初以來的浮靡艱澀之風，十分賞識，曾說“讀軾書不覺汗出，快哉！老夫當避此人，放出一頭地。”文章以忠厚立論，援引古仁者施行刑賞以忠厚為本的范例，闡發了儒家的仁政思想。文章說理透徹，結構嚴謹，文辭簡練而平易曉暢。《刑賞忠厚之至論》是蘇軾二十一歲考進士的試卷文字。宋人曾作為逸話流傳，說歐陽修主持嘉佑二年的禮部考試，請詩人梅圣俞閱卷，梅閱此文后以為有“孟苛之風”，薦于歐陽修。此時歐陽修門下士曾鞏也在同試，他倆認為此文優異，可能是曾鞏作的，歐陽修為了避嫌不敢定為第一，遂降為第二。但是文中所舉堯與皋陶的對刑法的互相制約的例證，不知其出處，待蘇軾拜見問他，蘇軾笑道：想當然耳。竟是他捏造出來哄騙試官的，歐，梅因其才高，也不介意。實際所引事例出于《禮記.文王世子》。是周公的事例。蘇軾臨考時誤記為堯的事了。好事者因不知出處，遂加以增飾，造作出這段佳話來。但從這佳話中也反映出古代應試文字的情況。我們對于這類文字不應過于執著，認為真的表達了作者的見解，其實不過是為了被取中而故作姿態。在這篇和下面幾篇所選的蘇軾的幾篇論文，就都是蘇軾為應試而擬作的文字。蘇軾在其《答李之儀書》中曾說自己年輕時“讀書作文，專為應舉而已”，又因應舉制策課，就寫了些“妄論厲害，攙說得失”的文章，“此正制科人習氣”。這局客氣話，雖含有遁詞成分，但也道出其中幾分真情。所以讀這些文字的時候，應予考慮。本篇題目出自《尚書.大禹謨》偽孔安國的注文：“刑疑付輕，賞疑從眾，忠厚之至。”為了扣題，其立論不過是儒家的施仁政，行王道，推崇堯舜周孔，屬于當時的濫調。但是作者在扣緊題目布局謀篇，引用圣經賢傳與論據緊密結合等方面的技巧是很高的。文筆酣暢，說理透辟。用這些手段來引起考官的注意，則是很成功的。

唐堯、虞舜、夏禹、商湯、周文王、周武王、周成王、周康王的時候，他們是多么地深愛著百姓、深切地替百姓擔憂，而且用君子長者的態度來對待天下人。有人做了一件好事，獎賞他之余，又用歌曲贊美他，為他有一個好開始而高興，并勉勵他堅持到底；有人做了一件不好的事，處罰他之余，又哀憐同情他，希望他拋棄錯誤而開始新生。歡喜和憂傷的感情，同意和不同意的聲音，見于虞、夏、商、周的歷史書籍里。成王、康王死后，穆王繼承王位，周朝的王道便開始衰落。然而穆王還是吩咐大臣呂侯，告誡他使用“祥刑”。他說的話憂愁卻不悲傷，威嚴卻不憤怒，慈愛而能決斷，有哀憐無罪者的好心腸。因此，孔子把這篇《呂刑》選進《尚書》里。古書上說，“獎賞時如有可疑者應該照樣留在應賞之列，為的是推廣恩澤；處罰時遇有可疑者則從應罰之列除去，”為的是謹慎地使用刑法。堯當政時，皋陶是掌管刑法的官。要處死一個人，皋陶三次說當殺，堯帝卻一連三次說應當寬恕。所以天下人都害怕皋陶執法堅決，而贊美帝堯用刑寬大。四岳建議：“鯀可以任用。”堯說“不可！鯀違抗命令，毀謗同族。”過后，他還是說“試用一下吧。”為什么堯不聽從皋陶處死犯人的主張，卻聽從四岳任用鯀的建議呢？那么圣人的心意，從這里可以看出來了。《尚書》說：“罪行輕重有可疑時，寧可從輕處置；功勞大小有疑處，寧可從重獎賞。與其錯殺無辜的人，寧可犯執法失誤的過失。”唉！這句話完全表現出忠厚之意。可以賞也可以不賞時，賞就過于仁慈了；可以罰也可以不罰時，罰就超出義法了。過于仁慈，還不失為一個君子；超出義法，就流為殘忍了。所以，仁慈可以超過，義法是不可超過的。古人獎賞不用爵位和俸祿，刑罰不用刀鋸。用爵位、俸祿行賞，只對能得到爵位、俸祿的人起作用，不能影響不能得到爵位和俸祿的人。用刀鋸作刑具，只對受這種刑的人起作用，對不受這種刑的人不起作用。古代君主知道天下的善行是賞不完的，不能都用爵位俸祿來獎賞；也知道天下的罪惡是罰不完的，不能都用刀鋸來制裁。所以當賞罰有疑問時，就以仁愛之心對待。用君子長者的寬厚仁慈對待天下人，使天下人都相繼回到君子長者的忠厚仁愛之道上來，所以說這就是賞罰忠厚到了極點啊！《詩經》說：“君子如果高興納諫，禍亂就會快速止息；君子如果怒斥讒言，禍亂也會快速止息。”君子止息禍亂，難道有異術嗎？他不過是適時地控制自己的喜怒，不偏離仁慈寬大的原則罷了。《春秋》的大義是，立法貴嚴，責人貴寬。根據它的褒貶原則來制定賞罰制度，這也是忠厚之至啊！[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