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這類徽商杭州有很多，他們在杭州經營包括藝術品在內的多種行業。據史書記載，唐中宗神龍元年（705），唐有戶六百十五萬，人口三千七百十四萬余，杭州的書畫市場網絡不僅在國內，它還與國外有貿易往來，這從一個側面反映出當時有相當數量的徽人在杭州開設藝術品店鋪。
1、唐朝最多人口是多少？
據史書記載，唐中宗神龍元年（705），唐有戶六百十五萬，人口三千七百十四萬余。唐玄宗開元二十八年（740），全國有縣一千五百七十三，戶八百四十一萬二千八百七十一，人口四千八百十四萬三千六百零九，唐玄宗天寶十三載（754），即禍亂大唐的“安史之亂”爆發的前一年，唐有郡三百二十一，縣一千五百三十八，鄉一萬六千八百二十九；戶九百零六萬九千一百五十四，人口五千二百八十八萬零四百八十八。
此為唐代戶口的最高數字，唐代宗廣徳二年（764），即“安史之亂”結束后的第二年，唐有戶二百九十二萬三千一百三十五，人口一千六百九十二萬零三百八十六。戰爭的破壞力真是驚人，八年的“安史之亂”，竟使唐朝戶口數量銳減為十年前的三分之一左右，茲據史書整理。古代戶口普查當不會太精細準確，或有遺漏，但大體上應是準確的，姑作參考而已，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妝濃抹總相宜。”蘇軾的這句詩道出了西湖美的神韻，使之成為人們向往之地，而西湖所在地杭州，擁有秀麗的自然風光與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可謂物華天寶、人杰地靈，自古備受文人雅士、巨商大賈的青睞。明末清初，作為與蘇州并稱的江南兩大都會之一的杭州，把太湖南端的杭、嘉、湖平原及附近地區的經濟聯系了起來，杭城經濟由此而逐步繁盛，
經濟的發達，帶動了杭州書畫藝術品市場的發展。那么，這一時期杭州的藝術圈到底是怎么樣的呢？與周邊書畫圈的緊密交流杭州水陸交通十分發達，便于省內外各地往來，隋大業六年（610年），京杭大運河開通，北京至杭州的水上交通貫通，杭州成為大運河南端的終點。運河的開鑿使杭州“凡諸路綱運，及販米客舟，皆由此達于行都”，
據統計，明代杭州與域外交通線路至少有15條之多。當時杭城水路商埠主要集中在湖墅、江干兩地，貨物由水路運到這里集散，杭州繁榮的藝術市場及發達的水運商路，串聯了周邊地區的書畫市場，從而構成了一個完整的書畫交易網絡。那么，杭州與徽州、蘇州、嘉興等附近地區書畫市場的關系又是怎樣的呢？從地理上看，杭、徽素來關系密切，
杭、徽為毗鄰州府，僅隔一天目山，水路可沿新安江直達杭城。當時“徽州府由嚴州至杭州水路”共715里，徽州的書畫市場有一定的規模，古董商兼書畫交易人吳其貞在《書畫記》中提起家鄉龍宮寺古玩交易場所時說：“余鄉八九月，四方古玩皆集售于龍宮寺中。”據吳氏觀察，龍宮古剎位于村口，每當“秋月百物萃集，為交易勝地，將頹，輸金萬余錠新之”，
而徽人收藏的古玩更是不計其數。吳氏曾于1639年在溪南吳氏家族觀畫：“余至溪南借觀吳氏玩物，十有二日應接不暇，如走馬看花，抑何多也！據（汪）三益曰，吳氏藏物十散其六矣，憶昔我徽之盛，莫如休、歙二縣，而雅俗之分，在于古玩之有無，故不惜重值爭而收入。時四方貨玩者聞風奔至，行商于外者搜尋而歸，因此所得甚多，
”可見徽州地區的收藏之盛。擁有富饒物產與繁盛書畫市場的杭州，自然吸引了眾多徽州鑒藏家和富商的到來，汪汝謙就是典型人物，他與董其昌、陳繼儒為好友，在杭州的鑒藏圈中頗有名望，像這類徽商杭州有很多，他們在杭州經營包括藝術品在內的多種行業。吳其貞有在杭州昭慶寺徽人擺攤的書畫鋪中購買繪畫作品的經歷，這從一個側面反映出當時有相當數量的徽人在杭州開設藝術品店鋪。
除了徽州外，杭州和嘉興的聯系相對更緊密些，嘉興處于蘇、松、杭、嘉、湖等五府的中心，所以文人鑒藏家及古董商來杭州時，嘉興是必經之地。因此，嘉興是江南書畫藝術品流通的集散地，據《味水軒日記》統計，李日華過眼的宋以前的畫104件，元畫251件，明畫346件，合計701件之多，8年間，往來于味水軒的古董商販達256人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