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有的，重慶也有；成都缺的，重慶也缺。成都和重慶的二個城市同質化太高，應該這種戰(zhàn)場上的“強悍”精神與生存環(huán)境對巴人體魄與精神的錘煉是分不開的，成渝城市圈是有二個不同的都市圈組成---成都都市圈和重慶都市圈，距離決定未來格局成都與重慶之間相距有260公里，按照目前兩地主城區(qū)的腹地范圍，預計都不會超過20公里，未來輻射范圍最多也就50-60公里。

1、重慶與成都的不同在哪里？

《華陽國志》對巴人（重慶）的評價：《華陽國志》是東晉史學家常璩所著一部專記西南地區(qū)少數(shù)民族歷史生活的地方史志。從《華陽國志》對巴人地域生存背景、社會歷史與歷史人物等記載中，我們可以窺視或領會到巴人強悍、勇武、質樸、尚義的民族精神，感受到巴文化的獨特魅力，面對艱難的生存環(huán)境，巴人表現(xiàn)出了積極改造自然、迎接挑戰(zhàn)的強悍民族精神。

巴人這種大無畏的斗爭精神滲透到社會生活和軍事生活領域，則形成了他們“勇武”的民族文化精神，特別是構建了他們獨特的“軍魂”，對此，《華陽國志》更有明確的記載：“周武王伐紂，實得巴蜀之師，著乎《尚書》，巴師勇銳，歌舞以凌殷人，前徒倒戈，故世稱之曰‘武王伐紂，前歌后舞’也。武王既克殷，以其宗姬封于巴，爵之以子”，

帝善之，曰：‘此武王伐紂之歌也?！肆顦啡肆晫W之，今所謂‘巴渝舞’也，”這里記載的巴人軍前歌舞或巴渝舞，它典型地表現(xiàn)了巴人“勇武”或“天性勁勇”、生死無懼的戰(zhàn)斗精神。正因為擁有這樣的戰(zhàn)斗精神，古代“巴師”才在參與周武王伐紂、漢高祖滅秦的歷史事件中表現(xiàn)得那么搶眼，并為推動中國歷史發(fā)展作出了本民族的貢獻，

對這種精神，《華陽國志》有如下概括：“其人勇敢能戰(zhàn)”、“郡與楚接，人多勁勇有將帥才”。應該說，這種戰(zhàn)場上的“強悍”精神與生存環(huán)境對巴人體魄與精神的錘煉是分不開的，《華陽國志》還從巴人歷史人物事跡以及民族風俗的描寫中，展示了巴人質樸尚義的民族道德與倫理精神?！度A陽國志》對巴人風土民情給予了高度的評價：“其民質直好義，土風敦厚，有先民之流”，“其人性質直，雖徒他所，風俗不變”，

而該書對于巴蔓子將軍壯烈殉國事跡的記載，更是稱頌了巴人忠勇愛國的民族大義：“周之季世，巴國有亂，將軍有蔓子請師于楚，許以三城。楚王救巴，巴國既寧，楚使請城。蔓子曰：‘藉楚之靈，克弭禍難，誠許楚王城，將吾頭往謝之，城不可得也！’乃自刎，以頭授楚使。王嘆曰：‘使吾得臣若巴蔓子，用城何為’乃以上卿禮葬其頭；巴國葬其身，亦以上卿禮，

”巴蔓子是戰(zhàn)國時期巴國的將軍。為了維護本民族的利益，巴蔓子先向鄰近的楚國借兵彌亂，繼而以身許國，用生命向楚王踐諾，他的身上，突出地彰顯了巴人忠義愛國的民族集體精神與崇信尚義的俠義情懷。巴蔓子犧牲后，他的遺體被本族同胞厚葬，其“忠烈”的英靈至今仍為土家人所祭奠，“若蔓子之忠烈，風淳俗厚，觀其俗足以知其敦壹矣”———《華陽國志》的作者既如此感慨于巴蔓子的崇高精神境界，也從這個巴人優(yōu)秀人物身上推知了一個民族的整體道德風尚與精神面貌。

2、成都和重慶哪一個才是西南地區(qū)的中心？

我個人覺得是成都，我知道的，以前解放軍7大軍區(qū)，有成都軍區(qū)，以前的成都軍區(qū)管轄云、貴、川、藏、渝，軍區(qū)總醫(yī)院，軍區(qū)機關在成都。鐵路局有成都鐵路局，成都有雙流機場，還在修簡陽新機場，形成雙機場的城市。成都有六環(huán)路，有全國最長的城市中軸線，人民南路天府大道，成都的領事館比重慶的領事館多。成都雙流機場每年的貨物吞吐量比重慶的多，

3、成渝城市圈里各大城市的作用，成都和重慶是如何相互輻射的？

成渝城市圈是有二個不同的都市圈組成---成都都市圈和重慶都市圈。相互之間的競爭性遠大于互補性，很難形成共識彼此進行錯位發(fā)展，一個是至上而下的政策支持，一個是自下而上的全力支撐，都想成為西南地區(qū)的唯一龍頭老大，真是有種既生瑜何生亮的無奈！距離決定未來格局成都與重慶之間相距有260公里，按照目前兩地主城區(qū)的腹地范圍，預計都不會超過20公里，未來輻射范圍最多也就50-60公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