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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唐太宗與魏征

君臣關(guān)系明主和諫臣的關(guān)系

唐太宗與魏征

2，唐太宗與魏征之間的故事

唐太宗和魏征的關(guān)系不是一般的好,當唐太宗有錯誤而他自己沒有意識到時,魏征會頂著"以下犯上"的罪名向唐太宗指出錯誤. 一次,唐太宗想在外省建造一座宮殿,魏征當即向皇上指出,應(yīng)該節(jié)約勤儉一些,現(xiàn)在天下剛剛平定,受苦的是百姓,我們應(yīng)該為百姓,為天下著想.唐太宗聽了,意識到自己的錯誤,賞給他布匹和銀兩,魏征將這些東西都資助給了百姓. 唐太宗狩獵時,捕到了一只鷂子,魏征遠遠的就看見了,怕他不顧國家大事,故意走向唐太宗,唐太宗忙不迭的將鷂子藏到懷里,于是,魏征為了滅滅唐太宗的好玩之心,故意有話沒話的和他搭茬,奏報很長時間,也不顧唐太宗埋怨的話語和眼神,動作,以至于把鷂子活活給憋死了.

唐太宗與魏征之間的故事

3，唐太宗和魏征的寬宏大量故事

●魏征是唐朝著名的諫諍之臣。　　一次，唐太宗怒氣沖沖地回到后宮對皇后長孫氏說，總有一天，我要殺掉這個“鄉(xiāng)巴佬”。長孫皇后忙問殺誰?，太宗說，魏征常常在朝堂上當眾刁難他，使他下不了臺。皇后聽了，連忙向太宗道喜說，魏征之所以敢當面直言，是因為陛下乃賢明之君啊。明君有賢臣，歡喜還來不及，怎能妄開殺戒呢。　　太宗恍然大悟，此后更是“勵精政道”，虛心納諫，對魏征倍加敬重。魏征也進諫如故，“思竭其用、知無不言”，從不畏龍顏之怒。由是，君臣合璧，相得益彰，終于開創(chuàng)了大唐“貞觀之治”的輝煌盛世。　　魏征死后，太宗如喪考妣，慟哭長嘆，說出了那句千古名言：“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魏征殂逝，遂亡一鏡矣”他還令公卿大臣們把魏征遺表中的一段話寫在朝笏上，作為座右銘，以魏征為榜樣，做到“知而即諫”。君臨天下的皇帝，對一個老臣竟倚重、傾心如此，這在歷史上的確并不多見。　　●魏征早年投靠唐高祖李淵創(chuàng)建的唐王朝，為太子李建成做事。由于魏征才華出眾，因此很受太子的器重。后來，李世民發(fā)動“玄武門兵變”，殺死哥哥李建成。年輕而敏銳的李世民知道魏征是個人才，便親自召見他。李世民一見魏征，就非常生氣地責(zé)問他：“你為什么要離間我們兄弟的感情?t”在場的大臣們都感到魏征將有殺身之禍。　　可是，魏征卻從容自若，以非常自信的口氣回答說：“如果皇太子早聽我的話，肯定不會落到今天這樣的下場。”李世民聽后，被魏征這種不畏強權(quán)及正直的精神所感動，打心眼里欽佩他的人格。因此，不但沒有處罰他，反而重用了他。　　不久，李世民委任魏征為諫議大夫（專門向皇帝提意見的官職），以后又提拔他當宰相。建國之初，唐太宗勵精圖治，經(jīng)常召見魏征，與他討論治國施政的得失。魏征胸懷大志，膽識超群，以實事求是的精神大膽進諫。在他任職的幾十年間，為了使大唐民富國強，先后向唐太宗進諫了二百多次。每一回，唐太宗都慎重地思考他所提的意見，盡量采納。　　●由于魏征能夠犯顏直諫，即使唐太宗在大怒之際，他也敢面折廷爭，從不退讓，所以，唐太宗有時對他也會產(chǎn)生敬畏之心。　　有一次，唐太宗想要去秦嶺山中打獵取樂，行裝都已準備停當，但卻遲遲未能成行。后來，魏征問及此事，唐太宗笑著答道：“當初確有這個想法，但害怕你又要直言進諫，所以很快打消了這個念頭。”還有一次唐太宗得到了一只上好的鷂鷹，把它放在自己的肩膀上，很是得意。但當他看見魏征遠遠地向他走來時，便趕緊把它藏在懷中。魏征故意奏事很久，致使鷂鷹悶死在懷中。

唐太宗和魏征的寬宏大量故事

4，魏征對唐太宗有什么影響

魏征，被唐太宗李世民尊為雕琢“美玉”的良工、矯正己過的“人鏡”，故始有“帝王人鏡”一說，意思是魏征是皇帝李世民的一面鏡子。而世人則把魏征譽為“一代名相”和“千秋金鑒”。從貞觀年間魏征的進諫活動和主要表現(xiàn)看，魏征作為中國封建社會最負盛名的杰出的諫官代表，忠心輔國，犯顏直諫，獲此殊榮，名實相符，當之無愧。　　魏征進諫，有以下幾個特點：一、數(shù)量多多。魏征向唐太宗進諫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前后二百余事”，數(shù)十萬言。二、質(zhì)量上乘。魏征諫言無論疏文、談話，觀點鮮明，文辭犀利，具有很強的思想性和哲理性。一般都能使唐太宗折服或猛醒，從而達到進諫的目的。在魏征所有諫言中，尤以貞觀十一年上奏的《諫太宗十思疏》和貞觀十三年上奏的《十漸不克終疏》兩篇疏文最為著名，被歷代史學(xué)家稱為“萬世師表“。魏征諫言中許多膾炙人口的箴言警句，如：“兼聽則明、偏信則暗”，“居安思危、戒奢以儉”，“載舟覆舟、所宜深慎”，“民為邦本、本固國寧”等已成為中國廣大民眾使用頻率很高的經(jīng)典詞匯。三、諫技高超。魏征以敢于直諫而聞名于世，但也不是不講方式方法，一味地頂撞和冒犯皇帝。在長達17年的漫長歲月中，魏征之所以屢諫屢勝，而唐太宗能夠言聽計從。與魏征善于進諫，能把道理講清說透有很大關(guān)系。中國人民大學(xué)國學(xué)院孟憲實副教授在做客“百家講壇”時講，魏征進諫，寓貶于褒，有理有節(jié)，善于因勢利導(dǎo)，常常運用表揚的方式達到幫助皇帝改正缺點、錯誤的目的。

魚和熊掌不可兼得，就舍一時之面子，而成就千古之大業(yè)。據(jù)史載，唐太宗曾有好幾次在后宮發(fā)火，下決心要把常讓他丟面子的魏征殺掉，魏征屢犯皇威，屢次在人前讓他下不來臺；可每次生氣后冷靜下來，他都能反省魏征批評的深刻用意——那是做臣子對皇帝的忠心！反過來講，如果皇帝有包容的雅量，得有多少魏征為朝廷盡職盡責(zé)啊。因此皇帝可能失掉一時的面子，但是他得到的是一面反觀自己得失的鏡子，一面燭照歷史的明鏡；舍棄些須面子，坐擁歷史上的大唐盛世，這真是一種智慧。

魏征是我國初唐偉大的政治家、思想家和杰出的歷史學(xué)家,以“犯顏直諫”而聞名。魏征以性格剛直、才識超卓、敢于犯顏直諫著稱。作為太宗的重要輔佐，他曾懇切要求太宗使他充當對治理國家有用的“良臣”，而不要使他成為對皇帝一人盡職的“忠臣”。每進切諫，雖極端激怒太宗，而他神色自若，不稍動搖，使太宗也為之折服。為了維護和鞏固李唐王朝的封建統(tǒng)治，曾先后陳諫200多次，勸戒唐太宗以歷史的教訓(xùn)為鑒，勵精圖治，任賢納諫，本著“仁義”行事，無一不受到采納。貞觀十三年(639年)所上《十漸不克終疏》，在當時和后世都有重要影響。

5，太宗新即位閱讀中唐太宗和魏征分別是一個什么樣的人

魏征是一個敢為民請命的良臣，李世民則是個拿納諫當作秀抬高自己的好名的君主。唐太宗李世民給大多數(shù)人留下的第一映像大概就是虛心納諫了。誠然，他納諫不可謂不虛心。只是左耳進右耳出，在聽取完臣下的意見后照舊做自己原本要做的事。好名聲得到了，也沒少享受。理想圣君：開明納諫的形象如此建立普通大眾一直都有仰望的需要。所以，歷史和現(xiàn)實生活一樣，也都是需要偶像的，尤其需要具備偶像氣質(zhì)的皇帝。對此唐太宗似乎一直都表現(xiàn)得相當配合。在唐太宗認真求諫的鼓勵下，貞觀一朝君臣確曾一度形成了一種直言進諫、納諫之風(fēng)。民部尚書裴矩佞于隋，也能大膽進諫力爭。司馬光就說：“裴矩佞隋而忠于唐，非其性之有變也；君惡聞其過，則忠化為佞，君樂聞直言，則佞化為忠。” 我行我素：納諫虛心傾聽聽完不改還按自己意愿做據(jù)《貞觀政要》卷二記載：貞觀四年，唐太宗下詔修洛陽宮乾陽殿以備巡狩。給事中張玄素上書切諫,唐太宗雖然很不高興，卻沒有發(fā)作，而是下令“所有作役，宜即停之”。還借題發(fā)揮地說出“眾人之唯唯，不如一士之諤諤”這句千古名言來。不過，《資治通鑒》卷193卻記載，說過這話的次年，剛剛修繕完九成宮，唐太宗就再次提出要修繕洛陽宮。這一次，民部尚書戴胄站出來反對太宗依然虛懷納諫，不僅表揚戴胄“忠直體國，知無不言”，還給他升了官。然而，過了一段時間，太宗還是忍不住命竇璡修繕洛陽宮。諸如此類一面從諫如流、一面我行我素的事情，史書中還有不少零散的記載。 “虛心納諫”的唐太宗只是儒家士大夫們與唐太宗本人聯(lián)手炮制出的一塊“內(nèi)圣外王”的“道德假象”。大臣們極力想要壓抑太宗的私欲，將他納入“內(nèi)圣外王”的正確軌道，所以頻繁進諫。太宗則幾乎逢諫必納，對進諫者無不大加賞賜，但在行動上卻幾乎沒有什么改觀:獎賞過諫臣之后，他想去游獵，仍然會去；想修筑新的別宮，仍然會修。納諫的秘密：形式主義表演塑造出一代圣君的形象反觀貞觀年間的歷史，是不難發(fā)現(xiàn)李世民那些濃厚的表演痕跡的。這位雄才大略的皇帝對自己日后留在史書中的形象是如此強烈地關(guān)注，以至于他對自己的一舉一動都做出了刻意的修飾。他不止一次地通過與臣僚們對話的方式，極力塑造出自己生活簡樸、愛惜民力的光輝形象。貞觀時期的20多年里，太宗確實接受了太多太多的進諫，然而接受是一回事，執(zhí)行又是另一回事，大多數(shù)的進諫最后并沒有得到有力的貫徹。當他在朝堂之上充分展示自己虛懷若谷的帝王風(fēng)度，當他對犯顏直諫的寬容被史官們載入實錄之中后，很快他就忘記了諫言的具體內(nèi)容。對太宗而言，重要的是接受進諫，而不是接受進諫的內(nèi)容。意味深長的是，對儒家知識分子，尤其是文職官僚們而言，重要的也只是納諫，而不是執(zhí)行納諫的內(nèi)容，因為他們需要的，只是一個“個性平淡的天命的代表”。所以，在儒家政治理想中，唐太宗的全部意義，只是一個退而求其次的“內(nèi)圣外王”的烏托邦罷了。至于貞觀之治，剔除那些家給人足的“神化”，也只剩下一場完美的形式主義表演罷了。

一個能容一個敢說再看看別人怎么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