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時期上海市人口是多少，民國時期的上海比香港和東京發達嗎

來源：整理時間：2022-12-02 14:11:21 編輯：上海生活手機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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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民國時期的上海比香港和東京發達嗎
2，民國的上海當時放眼世界屬于什么水平
3，民國時期上海有多輝煌

1，民國時期的上海比香港和東京發達嗎

民國時期是上海發達還是香港發達？當然是上海！上海，簡稱「滬」，民國時期是直轄市之一，同時是中國、遠東及亞洲最大的城市，有「東方巴黎」的美譽，曾被蔣中正稱為「中外觀瞻之所系」。民國時期的上海在是中國乃至整個亞洲第一，當時的日本東京，香港，新加坡等等跟上海相差不是一點點，而是難望其背。當時的大上海是亞洲唯一的世界金融中心，世界的各大銀行，保險公司等等都落戶了上海，看看現今上海外灘的建筑群，可見當日紙醉金迷、十里洋場的盛況！上海也是民國國民收入、外滙的重要來源，有著中國錢包的美譽。民國政府還將上海建為上海特別市（其實就是直轄市），民國政府的所有經濟政策能否成功，就看在上海能否成功，足可見上海對當時國民經濟的重要性。實際就是當時中國的經濟首。當時外國人在上海人口所占的比重也很高，是一座名副其實的國際大都市。宣統二年（1910年）至民國十六年（1927年），上海人口約從128.9萬人增至264.1萬馀人，年均遞增4.3%。同時，人口遷移活動活躍，大批人口聚集上海，上海迅速發展成為全國第一大城市。民國二十六年（1937年）八一三事變後，出現第二次外地人口向上海大規模移民。上海人口從民國二十六年（1937年）385.2萬人增至三十一年（1942年）392.0萬人，民國三十八年（1949年）初更增至540馀萬人。抗日戰爭勝利后，國民政府直接經營的“四行兩局”（中央、中國、交通、中國農民四銀行和中央信托、郵政儲金匯業兩局）挾其巨大金融勢力由重慶重返上海，存款、放款額分別占全部銀行存款、放款總額91.7%和93.3%，另有近9億美元外匯和600萬盎司黃金（約合3億美元）儲備。外資美、英、比、荷銀行復業，美、英商銀行分別有5家和4家。1949年5月，上海有中外金融機構200多家，其中國家資本銀行7家、省市銀行6家、官商合辦銀行5家、私營銀行113家、錢莊80家、信托公司5家、外商銀行15家。香港，1945年人口為50萬，由於民國的貨幣政策，國民政府沒收全國人民的黃金、外幣，強迫人民兌換後來因惡性通貨膨脹而變得幾乎毫無價值的法幣及後來的金圓券，在中國涌港的有部份違背政府要求私藏黃金、外幣的富有人士，亦有更大班難民，香港幾乎變成了一座巨型難民營。當時的教會不分宗派，總動員參加救濟，給難民，或受水災、火災之苦的災民提供食物、衣被，開放教會為收容所。并供給建屋材料，或直接興建平房區，難民營供難民居住。

民國時期的上海比香港和東京發達嗎

2，民國的上海當時放眼世界屬于什么水平

電影《八佰》中有一句話讓我印象非常深刻：“如果說那邊是天堂，那么這邊就是地獄。”當日軍1938年入侵上海之時，整個上海除了租界被打成一片廢墟，宛如人間煉獄。圖注：八佰劇照但即使是廢墟，我們還是能在電影中看到30世紀繁華上海的一角，蘇州河邊的租界依舊霓虹閃爍，鶯歌燕舞，一副繁華大都市的形象。而這一切，很難讓人想到這是30年代的中國。民國時期的上海，在被日軍占領之前，有“東方巴黎”之稱。那么當時的上海究竟是什么樣的水平？與世界上的其他城市相比又如何呢？20世紀30、40年代的上海是民國最繁華的城市?我們通過一組數據就能看出當時的上海超過中國其他城市有多甚。在城市人口及硬件規模方面：1931年，上海市人口311萬，全國第一，全球第五；1949年武漢解放時，武漢三鎮人口僅有102萬，這時候的上海是500萬。1937年，上海發電量為11億千瓦時，占全國總發電量的45.5%。與城市規模同樣夸張的還有上海的經濟實力：1933年，上海工業產值7.3億，約占全國12大工業城市產值的66%；排名第二的天津僅為7400萬。30年代上海還是亞洲最大的黃金交易中心，世界第三大證券交易市場。同時，中國第一部有聲電影《歌女紅牡丹》也是由上海明星公司拍攝，這一時期，上海發行的電影幾乎壟斷了整個中國電影市場。圖注：歌女紅牡丹劇照這一時期的上海，處于中西方文明交匯的最前線，人們衣著時尚，男士西裝革履，女士旗袍長裙絲襪等屢見不鮮。飛機、汽車、電車方便著上海市民的出行。瀘州老窖、“華生牌”電風扇、“駱駝牌”香煙，全中國乃至全世界任何商品你都可以在上海買到。隨著大量西方人在上海經商及定居，英國式、希臘式、哥特式、俄國式......各種風格迥異的西式建筑在上海拔地而起，構成了全中國獨一無二的風采。到解放前，上海的城區建筑面積已經達到了86平方公里。圖注：民國上海老照片可以說，當時的上海是全中國唯一有現代化污染的都市。（非貶義）但繁華上海的背后是剝削余壓迫??上海的繁華不是源自于上海自身，而是租界。《上海灘》中許文強最大的夢想就是在霞飛路買一套屬于自己的房子。而霞飛路不過是法租界中，普通市民所居住的地方而已。在上海生活的中國人，大部分都處在社會最底層，張樂平的《三毛流浪記》中也可管中窺豹。根據張忠民先生在《近代上海工人階層的工資與生活》中的資料顯示，1931年，上海中國男工月名義工資僅17.9元、女工13.2元、童工10.2元。圖注：民國時期上海的童工是的，30年代童工在上海是合法的，并且幾乎所有工人每月都工作30天，每天平均工作時間高達14個小時。此外，此類工資僅為紙面數據，而實際情況是大部分工人還要遭受工頭、管事以及地方青幫的剝削。這一時期，上海工人家庭平均年支出卻高達453.48元。可以想象大部分人的實際生活水平由多差。與之相對應的是法國領事館總領事一場宴會的開銷約為2萬元。且相對而言，工人在上海是被視作“市民”的。大量的流民、幫派子弟、無文化者在上海根本無法立足，每天上海都有大量的平民餓死亦或凍死街頭。圖注：1940年10月27日，上海街頭凍死74上海與世界?上海在中國的城市中一支獨秀，但是他是否能夠比得上國際性的大都市呢？答案是否定的。前文我們提到1937年，上海發電量11億千瓦時，而這一數字在倫敦是126億。相差約11倍。從經濟上看，1937年上海人均GDP約為108美元。而這時候法國人均GDP為1126美元，英國為1180美元，相差約10倍。與紐約、巴黎、倫敦等相比更是相差20余倍。圖注：1929年的紐約圖注：1936年的上海總評：民國時期上海這個“東方巴黎”的繁華，和中國并沒有太多關系。它的繁華，是西方列強建立的租界創造的。租界中的各國肆意踐踏中國的法律，隨意制定關稅，中國政府卻完全沒法插手。名為租界，實際可以說這個時代的上海，僅僅是列強為了更好的瓜分中國而建立一個比較“現代化”的殖民地罷了。參考資料：張忠民.近代上海工人階層的工資與生活——以20世紀30年代調查為中心的分析[J].中國經濟史研究,2011(02):3-16.錢化佛.三十年來之上海[M].上海書店,1984《上海地方志》

民國的上海當時放眼世界屬于什么水平

3，民國時期上海有多輝煌

上海是二十世紀中國最大的都市，同時也是世界上最大的五六個城市之一。然而直到二十世紀中葉，上海的實際區域還很小。1、民國上海的城市規模整個城市從嚴格意義上來說(僅指市區，不包括屬于上海市政管轄下的郊縣)只有31.8平方英里(82.4平方公里)，作為這個城市的主要部分，也可以說是現代上海形成和發展的基地，從前的外國租界，差不多是13平方英里(33平方公里)。城市的核心與1848年中英條約指定的邊界基本相符，大約470英畝(7平方英里)。在國民黨政府統治之際的上海全盛時期，如果有人從南京路或外灘——上海市中心最繁榮的商業中心——向任何方向步行五英里，他會發現他已置身于棉花和稻田之中。如果從外灘擺渡越過黃浦江——只要十分鐘不到——他則會登上一片幾乎未開發的鄉野之地。二十多年來，學者們對明清時期的中國，特別是江南地區和長江三角洲的商業化進程進行了嚴格精細的研究取證，現在幾乎已經沒有人認為上海在成為通商口岸以前只是個小漁村。十九世紀早期，被城墻圍起來的上海在中國相當于一個所謂的“三級縣”。行政上屬省會南京管轄，府城設在松江，以商貿的繁榮而著名，這種繁榮基于清代此地棉花貿易的蓬勃發展。然而，縣城的北郊，也就是后來成為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地區，當時確實是鄉下。1845年11月，上海道臺宮慕久第一次將這片土地中的一塊劃給英國人居住。當時這里還完全是一片農田，種滿了棉花和水稻，纖夫的小徑蜿蜒在寬闊的蘆葦叢中。著名的外灘，就是以這里的一條靠近黃浦江和蘇州河交匯處為基礎形成并發展起來的。十九世紀中葉以前已經很繁華的上海縣城，后來只是近代上海的很小一部分，約占民國時期上海面積的二十分之一。從這個意義上說，近代上海確實起源于默默無名的鄉村。以人口而言，近代上海也是從微不足道發展起來的。十九世紀中期上海縣的人口約達54萬，其中一半居住在縣城以及緊鄰縣城的郊區，余下的一半則分散在縣內各個村鎮里。縣城以北的郊區，也就是后來的外國殖民地，只有大約500左右的居民。人數之少，以至于當時的一些調查都將其忽略不計。可是五十年之后，這塊地區的人口數量暴增至50萬。再過50年，上海的人口數已超過545萬。換句話說，上海在一個世紀的時間內，人口數量成十倍地增長。與之相對應的是人口的高度集中，絕大多數的人不再散居在上海縣各村鎮，而是集中在原來縣城北面的郊區里。這個地方已成了世界上最擁擠的地區之一。十九世紀中葉，上海的人口數已超過廣州，成為中國最大的通商口岸。我們可以從一些諸如港口吞吐量之類的數據看出上海的飛速發展。1844年，口岸開放的第一年，44艘外國貨輪(共裝載8，584噸貨物)進入上海港。到1849年，133艘外國貨輪(共裝載52，574噸貨物)進入上海港。1863年，這個數字變成了3，400艘和964，309噸入港，3，547艘和996，890噸離港。進口商品主要是鴉片，出口商品主要為茶葉和絲綢。現代上海發展的動力與中國其他的傳統城市有著根本性的不同。中國學者認為近代上海的發展和繁榮離不開西方帝國主義的作用和通商口岸對內地的剝削。仔細分析，這種觀點與西方世界對上海的種種描述并無太大的不同，后者將上海描繪成練達的西方的一個得意之作，或者是一個靠聲名狼藉的鴉片貿易支撐起來的城市。近代上海的居民組成也與舊縣城不同。有研究表明上海在開放為通商口岸前已經不是個僅由本地人組成的城市。例如，在城市貿易中擔任主要角色的是那些被稱作“客商”的人——他們來自全國各地，從南方的廣東、福建到長江流域的安徽，以及華北各省。雖然如此，開埠前的上海縣城如同一般的縣城一樣仍然是本地居民占絕大多數。與此相比，近代上海居民絕大部分來自外地。從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中，外來移民一直占到上海城市人口的80%左右。2、外國租界近代上海成長過程中的焦點——外國租界，出現在1845年，其本意在為西方人士提供一塊專用的土地。除了當時已經住在那里的少數農民之外，居留地內禁止中國人無論是出于何種目的買賣和租賃土地。1854年，這種種族隔離制度終止了，而且再也沒有出現過。除了太平洋戰爭幾年間，上海的外國人口從沒有超過城市總人口的百分之三。上海的外國租界(即公共租界和法租界)里的居民絕大多數是中國人。盡管帶著深深的外國烙印，上海仍然是一座中國城市。實際上沒有哪部條約明確界定過上海的外國人居留地的合法地位。唯一一部能提供些許法律依據的是1845年由上海道臺宮慕久和英國首任駐滬領事巴富爾(George Balfour， 1809-1894) 簽訂的《土地章程》，該章程允許英國人在縣城以外北郊的規定區域內租借房產。這一地區范圍東起外灘，西至界路(今河南路)，北起李家場(在黃浦江與蘇州河交匯處)，南至洋涇浜(今延安東路)，總面積達830畝(138英畝)。因為中國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概念，外國人原則上并不允許在這一地區內買賣土地，但是準許永久租住不動產。這是中國人在賦予外國人特權的同時又保全自己面子的典型事例。南面的法租界與舊縣城接界，北邊則與新設的英租界鄰——這種布局是1849年由法國領事敏體尼(Louis Montigny， 1805--1868) 和上海道臺麟桂經過冗長談判達成的結果。美租界在虹口，位于蘇州河北岸，在舊縣城東北約五英里處。它的出現與其說是由政府指定的，不如說是由于美國圣公會在這一地區購買(或永久租用)了大量房產而形成的既成事實。正如荷西·巴洛·摩斯(Hosea Ballou Morse， 1855―1934) 所形容的那樣：“美租界不是建立的，而是“長出來的。”1848年，主教文惠廉(William J.Boone， 1811-1864) 得到上海道臺吳健彰的口頭允諾，將虹口劃作“美租界”。1863年6月，美國駐滬領事熙華德(George FrederickSeward， 18401910) 與上海道臺黃芳正式劃定了美租界的邊界。三個月后，9月21日，英美租界正式合并。合并后的英美租界稱作(特別是1899年以后)公共租界，這樣，到十九世紀四十年代末，英、美、法三大列強在上海都有了租界地。1852年上海外國租界地總人口約為500人。這意味著外國人口正逐漸超過本地居民數。這就是一座巨城的黎明時期，盡管在當時幾乎沒有人預料到上海將會變成一座偉大的城市。對于西方人來說，上海的生活平靜而愉快。到了1850年，外國租界里的公園、跑馬場和一座業余劇院先后建成。夏夜，西方人駕著牛車漫步在外灘的微風中，那里是租界的商業中心，有不少房子正在建造。這些人因此博得了一個新近流行起來的名字，叫做“外灘客”。用當時一位知情者的話來說：外灘常被詩意般地與“它的閑言碎語，它的涼爽夜風，它的不斷變幻的景色，愉快地散步兜風，令人懷念的友情和讓人沉思的淡淡哀愁”連在一起。上海一帶的地理條件和附近中國人的寧靜天性使打獵(主要是獵鳥)成為歐洲人最好的享受。正如當時一位周游中國的英國植物學家所感嘆的，“上海是座美麗的大花園，絕對是我在中國所見過的最富裕的地方”。這種田園式的甚或是浪漫的生活，在旅居亞洲的西方人中也許十分典型。在早期的殖民史中，亞洲其他的一些城市，如加爾各答或橫濱，也可以發現類似的生活形式。3、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真相1853年9月7日早晨，發源于福建的小刀會組織在廣東人劉麗川(1820―1855)的領導下在上海發動起義。那天，一名縣官在文廟祭祀時被小刀會殺害。小刀會很快占領了縣衙門，并宣布建立“大明國”政權。這次起義在上海及其鄰近地區燃起了長達十七個月的戰火。成功地占領了上海之后，起義軍開始攻打上海附近的縣城。十天內就占領了寶山、南匯、川沙、青浦四個縣。攻打上海之前，小刀會已經占領了距上海西北約25英里的嘉定縣。上海縣城離租界不過幾步之遙，戰爭造成的混亂使得數以千計的難民從被占領的縣城和其他地方潮水般地涌入外國租界。英美租界的人口從1853年的500人驟增至1855年的20，000多人。這些難民們在租界里面對的是兩種截然不同的態度。外國商人把他們的到來視作發財的好機會：建造難民房成了他們致富的捷徑。幾乎是一夜之間，在英租界西北部和分隔英法租界的洋涇浜兩岸出現了成行的單層小木屋。不少難民都是手頭有點積蓄的商人和地主，住得起外國人提供的房子。但是另一部分外國人更關心社區的舒適和安全。他們的代表――英國領事阿禮國爵士(Rutherford Alcock， 1809--1897) ，在和上海道臺磋商后，于1855年1月下令“將討厭的本地人趕出租界，拆除有礙觀瞻的難民寓所”。阿禮國的命令使得幾千名無家可歸的中國人在寒冬被趕出家門。這一行動燃起了中國人的抗外情緒，但以英國當權者的觀點來看，要保持中外分隔居住的傳統就必須這么做。小刀會起義結束后不久，根據一份調查報告：英國租界已經“從一個純粹的外國人聚居區”變成了“上海的阿爾塞西區，其南部整日擠滿了人，路旁有骯臟的小屋，隨時都可能發生火災，爆發瘟疫。到處是妓院、鴉片館和賭場”。關于是否接受中國難民成了外國租界里爭論的焦點。租界正面臨十字路口，盡管當時誰也不能預見最終的選擇會對這座城市的命運產生何等影響。一名坦率直言的英國商人找到阿禮國表達了他的觀點。他完全不知道他的話會成為這個城市發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無疑您關于接受中國難民可能會造成混亂的想法有一定的根據，事實上也許很正確，但是如果我們拋開傳統的中外隔離制度，而讓中國人和我們住在同一區域內的話，帶來的利益將是無法忽視的。當然，總的來說，我同意您的觀點。或許會有這么一天，后來之人將對現在這種將房屋出租給中國人的做法噴有煩言，但在我們地主和投機家來說，與此何干?你身為大英帝國的領事，自然應當以國家長遠利益為重，這是你的事情。但我的事情是抓緊時機發財，把土地租給中國人和建筑房屋租給他們，以獲取30%-40%的利益。這是運用我的資金的最好辦法，我希望至多在二三年里能發到一筆大財，從此走開。以后上海不論化為灰燼或沉入海底，都與我何干!你不用盼望像我這種人肯為子孫之計而甘長期流徒在這種不健康的環境里。我們是為發財，愈快愈多愈好，在合法范圍內一切方法和手段都是為著這個。這個觀點無疑代表了上海絕大多數外國商人的想法。阿禮國被這番話說服了，他終于相信“中國人進入租界已是大勢所趨，任何想阻止的努力只是在浪費時間”，從而放棄了他拒中國人于門外的做法。英國當局只能無奈地看著中國人如潮水一般涌入租界。1869年9月，《土地章程》再一次作了修改，并得到了北京公使團的批準。由此租界組建了上海工部局(簡稱SMC，取代了原先的市政委員會) ，這一機構管理公共租界直到1943年為止。1869年，《土地章程》又成了英租界與美租界合并的法律基礎，盡管從1863年9月起美租界的一些事務(例如維持治安)早已在英租界的管轄之下。法國堅持要保留自己在上海的租界。因此，法租界由一個以總領事為首的自治委員會管理，并不受《土地章程》的約束。但實際上，法租界的許多管理模式與公共租界完全一致。雖然新章程刪除了1845年舊章程中關于中外隔離的規定，但是中國人在租界里仍然不能用真名買賣土地。到了這一階段，中國政府仍不愿上海成為中外混居的城市。無論怎樣反對，到1850年底，租界已不再是外國人的專用居留地，變成了一塊由歐洲人管理，大多數居民卻是中國人的特殊地區。1855年小刀會起義被鎮壓后也沒有改變人口向外國租界流動的狀況。太平天國起義對江南地區破壞極大，造成大量難民流入上海。1860年至1862年期間，太平天國政權幾次企圖攻占上海，引起上海及其附近居民的恐慌，因此難民們潮水般地涌人租界尋求保護。到1865年，公共租界的人口已增至92，884人。同時，約有50，000中國人遷入法租界。到太平天國起義結束之時，已經有超過110，000中國人搬進了外國租界。4、外國探險家樂園的真相上海的開放傳統在通商口岸時期表現得愈發明顯。在十九世紀后期當全國普遍存在地方保守傾向的時候，上海是個例外，外來的客居者在此是賓至如歸。似乎作為開放的一個特征，上海的街頭巷尾充斥著全國各地的方言；人們比鄰而居，看來誰也不必害怕被歧視。上海作為一個世界性的城市，無疑是受到自由主義思想影響的。直到二十世紀，還很少有亞洲城市像上海這樣能使外國人感到賓至如歸。“上海是一個傳奇。世界巡航如果不到上海就非完整。上海的名字代表著神秘、冒險以及各種各樣的特許。”到上海去是西方人的一種經典的冒險，對那些在自己家鄉混得不甚得意的人來說也是解決困境的方法之一。上海就是這樣一座為人們提供夢想和逃避之所的城市。民國時期，上海的外國人中有來自二十多個歐洲國家的居民，大批的日本人、印度人、越南人和韓國人，還包括中東和南美地區的居民和無國籍人士。外籍人士中的大部隊當然是英國人、美國人和法國人，他們各自的租界構成了這個城市的核心。外灘的歐式建筑和隱藏于城市西區那些華麗而幽靜的洋房就是他們在上海地位的最好見證。到了二十世紀，盡管大英帝國已呈日薄西山之勢，老一輩的上海人仍然認為英國領先于其他西方國家，甚至是盎格魯世界中的主導者：比如他們習慣說“英美人”而不是“美英人”。盡管英國人或許在此偏愛下更為得益，在上海的所有外國人還是過得很舒服。“生活在上海——不管你是英國人還是美國人，還是沒有國籍的猶太人或是俄國難民——好像總是享有某種特權。上海像家一樣接待我們，而不像一個客棧。年輕人可能最初是在上海的某家貿易公司找到一個職位，在那里工作幾年后，調令下來了，他們往往不想離開上海，請求留下來。來自世界各地的人們在上海定居、結婚、生子。”并非所有的西方人在上海都充當“主人”的角色。大約有25，000到50，000白俄移民在俄國十月革命時期來到上海。他們中的大部分人很窮——在西方人中，只有俄國人中有相當數量的妓女和乞丐——但也正是這些白俄在法租界霞飛路(今淮海中路)上開設的商店為這條馬路營造出一種優雅的歐式氛圍。虹口地區的四川北路因為日本人聚居使之有了“小東京”之稱。大量印度錫克教徒在上海當交通警察，俗稱“包頭阿三”或“紅頭阿三”，成了上海的一大景觀。至于猶太商人在上海的成功已是童叟皆知的故事了。房地產巨頭沙遜和歐司·愛·哈同(Silas Hardoon， 1847-1931)成了在上海“一夜暴富”神話的代表，他們擁有的宏偉辦公大樓和奢華的居所是上海引以為豪的標志性建筑。二戰期間，上海接納了大約20，000名猶太難民，他們歷盡艱險，逃離納粹的魔掌，跨越大半個地球來到上海，因為進入上海很容易，不需要任何簽證或證明。他們大多住在上海東北面虹口一帶的里弄里。五十多年后，盡管這些猶太人幾乎都離開了上海去往他處(主要是美國)，他們住過的房子卻并無太大的變化，有些人回來尋訪，回憶在上海度過的歲月，感慨萬千。到了二十世紀三十年代，許多外國人已經視上海為他們永遠的家了。正如一個英國人在1937年日本進攻上海前的那個晚上所說的：“現在已經到了時候，我們可以摒棄那種所謂外國人只是來上海待個幾年，賺了此錢后就要離開的想法。對我們大多數人來說，上海是永久的家。”1937年日軍進攻上海，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后日軍占領了整個城市，這此都在西方勢力范圍內投下一片陰影。但是直到1949年上海解放為止，西方人在上海長達一個世紀的黃金時代才告結束。

民國時期上海有多輝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