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讓誰當上海市長，杜月笙當年為什么沒能當上上海市市長

來源：整理時間：2023-05-25 22:53:02 編輯：上海生活手機版

1，杜月笙當年為什么沒能當上 上海市市長

杜月笙想要當上海市市長，但是蔣介石并不愿意。雖然說杜月笙也是一直努力的表達自己的忠心，但是蔣介石始終認為他就是一個黑幫大佬，不可能讓黑幫踏足政界。黑道背景的杜月笙曾經的杜月笙其實就是一個小混混，但是他憑借著自己敏銳的眼光以及魄力最終還是成為了上海灘的風云人物。叱詫風云的杜月笙并不滿足自己是一個黑道人物，所以一直在努力的洗白自己。但是所有人都知道杜月笙是靠黑道發家的。瞧不起杜月笙的蔣介石杜月笙能夠有那么高的地位和他會為人處事是離不開關系的，雖然他是一方大佬，但是卻并不引以為傲。在蔣介石身邊也是極其的低調，但是卻極會隱晦的巴結蔣介石。不僅僅給蔣介石私人購買一架飛機，更是在政府有難的時候捐了上百架飛機。可以說他做的貢獻也是極其的大的，雖然說蔣介石表面上對他極其的欣賞，但是背地里還是瞧不起他的黑道背景。所以雖然杜月笙想當市長，但是蔣介石卻并不愿意。被用完就扔的杜月笙當蔣介石還需要杜月笙的時候對杜月笙也是很欣賞的，導致杜月笙認為自己已經順利的洗白了。其實杜月笙想要當上海市市長并不是非要當官，而是想要洗白自己。但是卻沒有想到表面上對自己很是和氣的蔣介石其實內心里還是瞧不起自己，認為自己根本就不夠格當市長。所以杜月笙內心也是十分的生氣，認為自己是被用完就扔。當年杜月笙以為自己想要的職位肯定能夠順利拿到手的，但是可惜的是別說市長連副市長也沒有他的位置。所以最后他才看清了蔣介石原來是一個什么樣的人，從根本上蔣介石就看不起他。　　　

杜月笙當年為什么沒能當上上海市市長

2，宣鐵吾的惡斗

抗戰勝利后，宣鐵吾任上海警察局局長，后由于榮德生綁票案，淞滬警備司令部副司令李及蘭引咎辭職，宣又兼任警備司令，集軍警大權于一身，成為上海叱咤風云的紅人。宣鐵吾與杜月笙幾次三番斗法，杜畏之如虎，坐立不安。杜月笙是個上可通天、下可入地的人物，宣鐵吾何以敢和他對抗呢？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得到了蔣經國的支持。一、宣鐵吾和蔣家的關系宣鐵吾，浙江諸暨人，早年喪母，由當裁縫的父親撫養成人。他家道貧寒，幼年只讀過私塾。中國共產黨成立后，宣鐵吾和陳兆龍、張秋人等過從甚密，曾一度加入過CP。1924年，黃埔軍校成立，宣考進軍校，為第一期學生。黃埔學生中有左傾的“青年軍人革命同志會”和右傾的“三民主義革命同志會”。宣鐵吾進黃埔后，思想即逐漸傾向于后者。當時，蔣介石和蔣經國均住在黃埔軍校內，宣曾當過蔣介石辦公室的侍衛，因為表現忠誠，又升為侍衛長。在黃埔這段時期，宣鐵吾和蔣經國的私人感情特別融洽，稱兄道弟，似為莫逆之交，直到1925年蔣經國去莫斯科學習，兩人才分手。抗戰期間，浙東尚未淪陷時，蔣經國在奉化溪口舊宅讀書，由馬公愚講授《曾文正公全集》，宣鐵吾經常往訪，作徹夜長談。時宣鐵吾已是浙江省中將保安副司令，經蔣經國的推薦，又兼任三青團浙江省籌備主任、九十一軍軍長等職，成為身兼數職的浙江屈指可數的紅人。由此，更進一步奠定了他和蔣經國的關系。宣鐵吾對蔣介石忠誠，與蔣經國的觀點一致，私交融洽，所以頗得蔣氏父子信任。二人都認為，只有斗垮惡勢力和黑社會，國民黨的天下才有可為。蔣介石是個多疑的人物。他組建中統和軍統，本來有相互牽制之意，但后來戴笠青云直上，權大包天，到抗戰末期，蔣介石對之已有戒心。抗戰勝利后，蔣介石在重慶成立了一個秘密五人小組，參加的有宣鐵吾、錢大鈞、胡宗南等人，唯獨沒有戴笠。小組表面上的任務是平衡中統、軍統兩個特務組織的矛盾，實質上也有抑制戴笠權勢的性質。蔣經國是深切了解內情的，因此，全力支持宣鐵吾。蔣經國和宣鐵吾都對當時的貪污和大發劫收財的現象深為反感，而這些丑事大部分是由中統和軍統的特務干的。杜月笙和戴笠的關系之深，可以說甚于蔣、宣。蔣、宣后來和杜月笙的斗法，實質上是對抗軍統的一個重要部分。在接管上海前，蔣介石已決定錢大鈞任市長。當時，吳鐵城和戴笠都曾推薦上海警察局長的人選；錢大鈞也開了一套班子的名單。蔣介石對上海所有各局人選，都表同意，唯有警察局長一職，親自點名由宣鐵吾擔任。這樣一來，錢、戴、吳不僅無話可說，而且也真正感覺到了宣鐵吾的份量。蔣介石所以這樣信任宣鐵吾，與蔣經國的推薦和促成分不開。宣鐵吾上任后，就提拔不屬于中統、軍統的俞叔平為警察局副局長（俞是奧國留學生，為中國甚少的警察法學博士）；宣的親信徐旭、方志超等分別任人事處長和行政處長，但為了敷衍戴笠，也錄用了一些軍統的人，如張師、張達。宣鐵吾在重慶啟程后，杜月笙為拉攏感情，曾設宴為宣餞行；但宣一到上海，對新聞界第一個談話卻是：不搞劫收，整頓風氣。并且特別提出要整頓青紅幫。凡是青紅幫門徒，一律不見，一律不用。宣鐵吾這第一炮，無異于給杜月笙一個下馬威。蔣經國平生對兩個人最稱知己，一個是宣鐵吾，另一個是王新衡。王新衡是軍統的頭頭。后來蔣經國到上海，經常住在宣鐵吾家中。從上可知，宣鐵吾之所以敢和杜月笙對抗，主要是蔣經國在幕后支持。宣在上海并無社會基礎，而杜月笙這個“水銀瀉地，無孔不入”的人物，卻對蔣經國、宣鐵吾的聯合力量感到束手無策。二、抗戰勝利后的杜月笙杜月笙從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殺起，結識了蔣介石。杜在青幫中的輩分極低，這是杜一生最感苦惱的事，但由于他后來和戴笠結下不解之緣，手下又有一批“智囊”人物出謀劃策，因此，實質上成了上海工商經濟和黃色工會的幕后操縱人物。杜在四·一二屠殺中雖然有“功”，但并未博得蔣介石的過分青睞，直到抗戰，杜竭力贊助戴笠組織“總動員委員會”和“蘇浙行動委員會”，方在政治上飛黃騰達。“蘇浙行動委員會”由戴笠任主任委員，杜月笙、楊虎等任委員。杜慷慨解囊，捐助輕武器快慢機五千支，在上海成立五個支隊，其中如陸京士、水祥云等人，都是杜的門徒。這支雜牌部隊，就是后來戴笠的“忠義救國軍”的前身。抗戰勝利，軍統特務“五子登科”，大發劫收橫財，當然也和杜月笙存在著千絲萬縷的關系。抗日勝利后的上海，錢大鈞雖是市長兼警備司令，但只是一個空名，掌握大權的實際上是吳紹澍。吳在國民黨系統內不是個頭面人物，但因吳開先被日本人逮捕又放回重慶后，國民黨上海市黨部一直由吳紹澍負責。所以一旦勝利，他就從地下冒了出來，蔣介石不得不給他些頭銜和權力。當時，吳紹澍身兼東南軍政特派員、上海市副市長、上海三青團主任委員、上海市教育局長、社會局長和《正言報》社長等重要職務，紅極一時，炙手可熱。所以要在本文提一提吳紹澍。吳當時年少氣盛，他一登上“寶座”，就頭腦昏昏，公開和杜對峙起來。對于初出茅廬的吳紹澍，杜月笙及其智囊團根本不放在眼里。杜月笙的一大部分勢力是在黃色工會，因此，吳就任社會局長，他們就首先開刀。杜想讓吳開先當社會局長，陸京士當黃色工會總頭目，以此來控制上海的工人。1945年秋冬，抗戰勝利后不久，杜一手包辦的黃色工會就以“改善工人生活”為借口，鬧起風潮，搞得吳紹澍惶惶不可終日，終于以“辦事不力”被轟下了臺；再加上中統、軍統紛紛告狀，吳紹澍竟被剃了個光頭，只剩下了《正言報》社長一個閑職。對于杜月笙這種做法，蔣經國和宣鐵吾盡管袖手旁觀，但更加深了本來已有的反感，認定杜是要以黑手統治上海，因此決心和杜較量一番。吳紹澍倒臺后，杜月笙的觸須事實上已經緊緊纏住了上海的銀錢業、棉紡業、輪船業和黃色工會等等，但杜的公開身份，始終只是“中匯銀行董事長”和“恒社”社長（“恒社”是杜月笙門徒以社會團體面貌出現的青幫組織），此外就是辦辦“浦東同鄉會”、“上海小姐選舉”等無聊的事。不過，杜月笙對于軍隊和警察，對于蔣經國和宣鐵吾，卻毫無辦法。三、萬墨林案件的前因后果萬墨林是杜月笙的總管，為杜門第一紅人。早年，他專門站在煙榻邊為杜裝鴉片煙，很得杜的信任。日偽時期，萬在上海代杜看管家產，一經勝利，就儼然以地下工作者自居。杜回上海后，萬更紅得發紫，一蹴而升為“米業公會理事長”，操縱著糧食的市場價格。由于法幣貶值，物資缺乏，糧價直線上漲，人們的咒罵集中在米商身上，罵之為“米蛀蟲”，萬墨林當然首當其沖。在蔣、宣和杜的斗法中，他第一個受到沖擊。1946年7月1日，宣鐵吾兼任淞滬警備司令。當時工潮、學潮頻起，社會局勢動蕩。宣鐵吾認為是杜月笙所操縱的惡勢力哄抬物價，如不鎮壓，局面不得平靜，于是，就決定拿萬墨林開刀。這當然是“殺雞給猢猻看”，沖著杜月笙來的。當時的淞滬警備司令部位于蘇州河畔的河濱大橋。宣下手令逮捕萬墨林后，就關在七樓看守所內。全上海的日報、夜報和小報，都以顯著位置刊出了這一消息。宣鐵吾并招待記者，發表強硬談話說：“萬墨林有惡勢力為后臺，囤積居奇，操縱米價，政府要以軍法從嚴懲辦。”這些對于杜月笙來說，無疑是沉重的打擊。杜月笙很明白蔣經國和宣鐵吾的聯合力量，而戴笠已死，自己的靠山不硬，因此，不免憂心忡忡。杜的“智囊團”如陸京士等則不以為然，認為必須以曲曲折折的方法進行回擊。他們利用杜系的“立根”和各同業公會、黃色工會為武器，對警備司令部施加壓力，大叫大嚷，說什么米價上漲，是產地糧食被共產黨所控制，運不出來，與米業公會和萬墨林無關，要求由司法機關進行仲裁。宣鐵吾針對這些論調，宣稱“治亂世用重典，政府為民除害，殺一儆百，責無旁貸”。這樣一來，萬墨林已有被殺頭的危險。杜家在驚恐之后，苦思對策。他們一方面叫軍統的小頭目戚再玉（警備司令部第六緝查大隊長，是個手操生殺大權的紅人）向滑稽曲藝界打招呼，不要再罵“米蛀蟲”；另一方面設法保萬墨林“獄外就醫”。杜月笙有個門徒陶建芳，黃埔六期出身，曾任浙江保安司令部第六團團長、挺進第三縱隊副司令和第三戰區高參等職。陶既和宣鐵吾熟悉，又對杜唯命是從，是個兩跨的人物。但陶不敢親自去對宣鐵吾講，就在深夜坐著杜的自備汽車，來找我商量，說萬墨林有嚴重的心臟病和高血壓，要求能到看守所探視。我不好推辭，就讓陶去了看守所。陶向萬轉達了杜月笙的關心。當天晚上，杜月笙和陶悄悄來到我家中，杜月笙裝得一臉苦相，一口咬定是“宣司令的誤會”。我感到難以下場，若不識抬舉，貿然得罪這位“大亨”，事情就麻煩了。我就給想了個辦法，要陶建芳親自去打通警備司令部醫務所一位所長，告訴他，如果拿到病危證明，也許可能試行交保就醫。我當時認為他們通不了這個關節；萬一弄來證明，公事公辦，也可沒有責任。不料錢能通神，兩天以后，醫務所果然來了“萬墨林病危”報告，請求處理。我內心明白，落得順水推舟，就冒了個小小的風險，將萬交保就醫，要求隨傳隨到。事后向宣鐵吾報告時，他大為震怒，一面斥責我不該擅自作主，一面立即將那位馮所長找來核對。這位所長一口咬定：“萬墨林病危，如不就醫，就有死在看守所的可能。”事已至此，宣鐵吾也無話可說，只得公布一則新聞“萬墨林是交保就醫，并非無罪釋放”了事。其實，萬墨林根本沒有那么嚴重的病，而我也領教了杜月笙的高明手法，感到宣鐵吾恐怕也難應付。后來和宣鐵吾一次聊天中知道，宣也并不是非置萬于死地不可，只是給杜月笙一點厲害看看而已。萬墨林事件煙消云散以后，米價照樣狂漲，宣鐵吾也始終無能為力。從此，宣、杜交惡成為人所共知的事。關于宣杜交惡，還有一段插曲可說。1947年是杜月笙60大壽。杜和京劇界的關系一向很好，就于春季在上海中國大戲院唱戲兩天祝壽，一時名角云集，轟動全國。宣是個京戲迷，只要名角，無有不看；宣的如夫人，就是一位京劇演員。遇到這樣的盛會，宣怎么肯放過？但杜月笙請他，他又不肯去。杜當然發了請柬，座位是最好的第二排，宣不肯公開出席，這個座位就只能空著。但宣卻另外在第六七排搞到一張招待券，微服改裝，扮成一個商人，悄然前往。所有軍憲、特務和杜門子弟，竟然沒有一個認得出是“宣司令”。（那兩天演戲，憲兵從傍晚起就將南京路到北京路這一段封鎖，只憑請柬入內）。中國大戲院本是座年久失修的舊戲院，當第一天的《龍鳳呈祥》演到一半時，圓頂上竟掉下來一大塊石灰，正好落在宣鐵吾面前的座背上。這一來，全場目光，頓時掃向宣鐵吾，宣一時窘迫萬狀，唯恐被人識破真相，下不了臺，于是，拂袖而去。待走出門口，杜門子弟才認出是“宣司令”；但大家面面相覷，誰也不敢追趕，連在場的杜月笙本人，也目瞪口呆，無法可想。事后，杜月笙曾再三道歉，要為宣鐵吾設宴壓驚，但都遭到宣的拒絕。四、杜維屏被扣與獲釋1948年5月，國民黨崩潰之勢已成，前線潰不成軍，后方動蕩不定，蔣介石卻仍然掙扎，派蔣經國為經濟督導員，坐鎮上海，由宣鐵吾配合，希望消滅貪污，穩定物價，安定民心，以利前方。蔣經國到上海后，在外灘中央銀行二樓辦公。此時和蔣過從最密的人，除宣鐵吾外，還有王新衡。王當時是保密局上海站站長、上海市政府參事。蔣經國到上海后，以中央特派員的身份，一再宣稱，要鎮壓奸商，抑平物價。宣鐵吾為了配合，即在警備司令部成立經濟緝查機構，專門緝捕奸商；我當時即在此部門任職。蔣經國和宣鐵吾的行動，對杜月笙無異于當頭一棒，因為杜對于金鈔外匯黑市、股票漲落和糧價升降等，是一只無形中的巨大黑手。杜月笙的中匯銀行，由兒子杜維屏任經理。杜看到蔣經國、宣鐵吾來勢兇猛，就計劃將港幣45萬元，私自套匯外流。此事被王新衡知道，就悄悄報告了蔣經國。蔣大為震怒，立即下令逮捕杜維屏，扣押在市警察局看守所內。王新衡是一位十分圓滑的兩面人物，他既和蔣經國莫逆，又不想得罪杜月笙，故在杜維屏既將被扣時，又通風給杜，叫杜注意。這樣一來，嚇得杜對45萬港幣一時未敢下手。但據我事后所知，杜系的中匯銀行和通商銀行，還是連夜趕造帳冊，化整為零，零零碎碎地私套到香港，杜維屏被扣，當時務報以通欄標題報道，杜月笙威風掃地，在驚恐中曾一度避往香港。從表面上看，經此一擊，金鈔黑市的確下降許多。蔣經國覺得初戰勝利，十分得意；但漸漸就感到事情棘手，因為“事出有因，查無實據”，找不到杜維屏套匯的罪證，就只可“雷聲大，雨點斜，最后將杜交保釋放了事。此外，蔣經國和宣鐵吾還辦了以下這些和杜月笙多少有關的事：一、嚴格按金圓券實行限價。蔣經國規定，凡一切商品的零售價格，全部凍結；商店不得轉移，不得拒售，必須開門應市。但這確是個非常不徹底的治標辦法。奸商囤積居奇，可說無孔不入，光靠軍警力量，查不勝查，抄不勝抄，而門市商品則立即被搶購一空。未及一月，全上海開著的幾乎全部是空店。資本家、店老板和老百姓都怨聲載道，這個限價政策也就只好告終。二、在扣押杜維屏的同時，蔣經國和宣鐵吾也對興風作浪的證券大樓和金鈔黑市實行鎮壓，其中有名的一件就是逮捕“楊家將”。所謂“楊家將”，是指控制場外股票金鈔黑市交易的楊長和、楊長仙和楊長庚三人，他們的綽號叫做“場外亨鼠牌”，意思是一群機警精明的“大亨老鼠”。“楊家將”也是直接或間接受到杜月笙的控制和影響的，因此，這也可以說是對杜的打擊。但不到一月，隨著限價政策的失敗，蔣經國自認倒霉，就將“楊家將”交保釋放。一場大公案，就此不了了之。三、蔣經國和宣鐵吾還曾集中力量，打擊過孔氏豪門的“揚子公司”。宣鐵吾利用他控制的《大眾夜報》，以頭版頭條新聞，揭露“揚子公司”私套外匯的大案，還刊出了孔令侃的照片。但孔令侃畢竟不是杜維屏，蔣經國只是虛張聲勢，未敢下手。我記得很清楚，就在1948年10月初蔣介石到上海時，孔令侃和孔二小姐就親自向宋美齡哭訴告狀。當時蔣介石的心情正十分沮喪，因沈陽剛剛解放，廖耀湘和范漢杰兵團在遼西走廊全軍覆滅。國民黨已經盡失關外。在東平路官邸，蔣介石大發脾氣，命令封閉《大眾夜報》（同時封閉的還有吳紹澍的《正言報》），并當面斥責宣鐵吾，說宣周圍有共產黨。其實，在《大眾夜報》并無地下黨。四、蔣經國和宣鐵吾在1948年秋還殺了幾個軍統惡霸。一個是戚再玉。此人身任警備司令部第六緝查大隊長，后臺是保密局的毛人鳳。戚敲詐勒索，無惡不作，在上海是個臭名遠揚之徒。特別是戚通風放走大貪污犯徐繼莊一案，使蔣經國大為震怒（當然還夾雜著軍統內部復雜的權力斗爭），就親自下令，將戚逮捕，經軍法判處槍決。另一個是張亞民。此人也是軍統特務，因敲詐一個挪威商人金司伯私售金鈔一案，后被告到蔣經國、宣鐵吾手里，就也由蔣親自下令，將張槍決。這兩件大案，當時曾在上海各報連篇累牘刊載過，轟動一時，人民拍手稱快。但國民黨已經病入膏肓，殺幾個人已無起死回生之效。

宣鐵吾的惡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