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上這一時期諸葛亮“躬耕南陽”和諸葛亮開始由歷史人物向藝術形象的過渡，所以出現了大量記述南陽諸葛亮的詩文和碑記，一改南北朝時期只有隆中“亮家說”，沒有南陽“躬耕說”的局面。如何解析“南陽諸葛廬，西蜀子云亭”這句詩，南陽諸葛廬與“躬耕南陽”在表述時也不存在任何矛盾，不像南北朝時期的文人將隆中與“躬耕南陽”掛鉤時要扯出諸如“屬南陽鄧縣”、“不屬襄陽”、“郡望說”、“漢水如何如何”等等條件來圓這個說法，故隋唐文人在談及南陽諸葛亮時大都比較直白和簡潔。

1、“南陽諸葛廬，西蜀子云亭”中的南陽是指現在河南的南陽嗎？

當然了，從建安十三年（劉備三顧茅廬之后的第二年）曹操設襄陽郡以后，不僅漢水南岸的隆中不屬于南陽郡，連漢水北岸的樊城也不屬于南陽郡了，唐代更不用說了。除了白癡，誰還會把襄陽稱為南陽？就像我們今天說去南陽開會，襄陽人還能膩膩歪歪說這個南陽是隆中嗎？在隋唐時期，由于結束了魏晉南北朝南北割據的局面，南方文人不再將諸葛亮作為“光復中原”的楷模，北方民眾和官員出于對諸葛亮的尊重和崇拜，也逐步加強了對“躬耕于南陽”和南陽諸葛廬的認知和回歸，

由于唐代南陽與襄陽已不存在漢水為界的問題，宛縣已改名為南陽縣，今隆中地區屬于襄陽縣也不存在任何異議。所以，南陽諸葛廬與“躬耕南陽”在表述時也不存在任何矛盾，不像南北朝時期的文人將隆中與“躬耕南陽”掛鉤時要扯出諸如“屬南陽鄧縣”、“不屬襄陽”、“郡望說”、“漢水如何如何”等等條件來圓這個說法，故隋唐文人在談及南陽諸葛亮時大都比較直白和簡潔，

加上這一時期諸葛亮“躬耕南陽”和諸葛亮開始由歷史人物向藝術形象的過渡，所以出現了大量記述南陽諸葛亮的詩文和碑記，一改南北朝時期只有隆中“亮家說”，沒有南陽“躬耕說”的局面。丁保齋在所編《隆中志》收錄的胡曾的《隆中山》兩首問題很大了，其一：“亂世英雄百戰余，孔明方此樂耕鋤。蜀主不自垂三顧，安得先生出草廬，

”其二：“岸草青青渭水流，子牙曾此獨垂釣。當時未入非熊兆，幾向斜陽嘆白頭，”（見《隆中志》第101頁）按《隆中志》的觀點，這兩首詩名《隆中山》，肯定是在隆中所作，是在詠吟隆中的孔明遺跡。但第一首詩我們在前文已經引用過，是收入《臥龍崗志》的同為胡曾的詩，南陽所收該詩的名稱為《詠史詩?南陽》，這就針尖對麥芒了，同一首詩，同一個人，兩個名稱，兩個地點。

肯定是一個真，一個假，孰是孰非？其實，這個問題一點兒也不難解決，查查這首詩的來源《全唐詩》一切就都清楚了，《全唐詩》卷六百七十四第二十八首為《詠史詩?南陽》，第三十首為《詠史詩?渭濱》，正是《隆中志》所收入的兩首胡曾的詩，但名稱不是“隆中山”，而是“南陽”和“渭濱”。顯然，《隆中志》在胡曾詩的收錄上，采用了“移花接木”、“指鹿為馬”的錯誤手法，誤導了讀者，

2、西蜀子云亭我們引用了哪個典故？

這個問題回答起來很難出新意，就像是標準答案，不管誰來回答，從哪個角度，最終都落在類比上，也就是借用“南陽諸葛孔明的茅屋，西蜀楊子云的亭子”類比劉禹錫自己簡陋宅院，以諸葛孔明、楊雄作為同道中人，進行頌揚，同時也表達自己懷才不遇，官場起伏不定的感嘆！古代文豪似劉禹錫的不在少數，王安石，蘇東坡，陸游，辛棄疾等等都曾朝廷做官，而又因與朝廷大環境不適應被貶，被貶后又盡顯文人特點，以詩抒懷，針砭時俾，或郁郁寡歡，也正因為如此，給我們留下了膾炙人口的詩詞佳句。

3、如何解析劉禹錫“南陽諸葛廬，西蜀子云亭”這句詩？

如何解析“南陽諸葛廬，西蜀子云亭”這句詩？宣墨作答：“南陽諸葛廬，西蜀子云亭”出自詩人劉禹錫的《陋室銘》，“銘”是古代一種押韻之文體，多刻于金石器物之上，一般用于歌功頌德或警示自己之用，作者在這里托物言志，以古人自喻，從而突出思想高潔，陋室不陋之主題，只要我的品德高尚，其居室能稱得上簡陋嗎？借陋室歌頌像自己這樣品德高尚之人。

在闡明自己觀點的基礎上總結曰“南陽諸葛廬，西蜀子云亭，何陋之有？”作者拿自己的陋室與南陽諸葛亮的草廬和西蜀楊子云的亭子相提并論，我們都是品德高尚之人，何陋之有？世人皆知，諸葛亮閑居草廬以待明主出現，楊雄淡薄名利，潛心修學，此二人即我人生之楷模，終生學習的榜樣。自己處變不驚，光明磊落，榮辱從容，不愿與世俗同流，若有機會一展抱負，施展才華，固然是好，若壯志未酬，亦樂居陋室，甘于平淡，終了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