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東莞后，張氏雄厚的家財和可園優雅的環境，更為二居的藝術成長奠定了堅實的基礎。近日翻閱楊寶霖先生編著的《東莞可園張氏詩文集》，腦子里突然冒出一個天外飛仙式的聯想，”（朱萬章）應該居廉的商業運作思維并不是回番禺后才產生的，而是與他在東莞期間的生活有某種內在的聯系。
文武商：可園的三副歷史面孔道光三十年（1850年）五月，從廣西平亂前線“賦閑家居”的張敬修（1823－1864，字德甫）開始在莞城博廈買鄰筑園，以供家人“游宴之娛”。當時他大概想不到，這占地僅三畝三的私家園林會成為嶺南建筑史上的一道亮色；他更不會想到，與居巢（1811－1865，字梅生，號梅巢）、居廉（1828－1904，字士剛，號古泉）兄弟在可園長達十多年的流連花月、賦詩作畫，成就了嶺南文化史上的一段傳奇，并直接孕育了影響廣東畫壇一百多年的嶺南畫派，
對可園來說，張敬修與居氏兄弟所賦予的意義是不同的。如果說這座園子只是張敬修暫時躲避不如意現實的“世外桃源”，對二居而言則是不折不扣的“藝術樂土”（黃澤森），而在我看來，即便是二居，他們所賦予可園的意義也不可一概而論。近日翻閱楊寶霖先生編著的《東莞可園張氏詩文集》，腦子里突然冒出一個天外飛仙式的聯想：他們三個人實際上以各自的品性、修養和功業，以文、武、商為核心元素，分別呈現了可園的三副歷史面孔，濃縮成嶺南文化的一個三維縮影，
（清末廣東四大名園之一：東莞可園）第一副面孔：以張敬修為代表的“武”面孔。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二十三歲的張敬修“以在籍（東莞）修炮臺功，官于廣西”，后因勇武善戰，大勝太平軍謝開八部、“助曾國藩籌辦水師”等，累官至廣西按察使、江西按察使（兼署江西布政使），他在咸豐三年（1853）二月的一篇硯銘中自記道：“賊匪謝開八陷遷江，予簡銳圍剿，五晝夜克之，生擒首逆，散其脅從，計竣事，才旬日耳。
”自得之意，溢于言表，盡管他的侄子張嘉謨（1830－1887，字鼎銘，號梅耶）評價他“再仕再已，坎止流行，純任自然，無所濡滯”，但實際上張敬修熱心功名的思想底色，“并沒有因為暫時的歸隱田園種花學畫賦詩而改變。”（黃澤森）他在骨子里還是一個渴望建功立業、光耀門庭的武將軍，這一點既可從他三起三落的人生軌跡得到印證，也可從居巢題贈給他的詩作中看出一點眉目：“行疏苞乃墑，耕深氣乃達。
罷官種花好，知究區田法，”（《茉莉田》）“歲歲南枝悵北風，得歸堅擬臥茅龍。何須幻想身千億？百樹寒香一放翁，”（《題張廉訪畫梅》）第二副面孔：以居巢為代表的“文”面孔。居巢是一位典型的文人，不但精書畫，而且通詩詞，在當時的嶺南（包括廣西、廣東）文人圈中有詩詞畫“三絕”之稱，作為可園“文”元素的體現者，居巢最突出的還不是在詩詞畫的成就上，而是在他所彰顯出來的文人氣質和名士風范上。
譬如他自始至終沉潛于藝術，對政治素來冷漠，其詩畫也極少表現政治內容，據統計，在其留存至今的169件畫作中，花鳥草蟲畫就占了154件。雖經張敬修舉薦擔任過廣西比知縣略高的同知一職——甚至還有文獻記載：居巢曾赴云南補用巡政廳，官至五品（朱萬章），但總體來說，他對官場和出仕是比較隔膜和疏遠的，目前也沒有任何記載表明他在官位上有何作為，或可推斷其對出仕為官頗有點“心不在焉”，
作為畫家，居巢落筆也極為謹慎，“雖一小幀，亦數日始成，蓋渲粉染色，不妄點一筆。”故其畫作傳世者亦不多見，在他的山水畫卷《春江上水船圖》正本（另有一稿本）中，張敬修題跋云：“舟中人被名利牽，岸上人牽名利船。江水悠悠渾不斷，問君辛苦到何年？”正是對居巢藝術心性和人生態度的真實寫照，第三副面孔：以居廉為代表的“商”面孔。
居廉是居巢的堂弟，小居巢十七歲，畫藝也師其堂兄，雖然居廉在莞期間主要生活在張敬修之侄張嘉謨所修筑的道生園（距可園僅數百米，遺址尚存）中，且畫作不多（包括客居桂林期間所作的共約五十幅，占其畫作總數的百分之五左右），但他卻顯然比堂兄更喜歡結交當時的書畫名家，而且頗不乏經濟頭腦。盡管沒有直接的文史資料證明居廉在莞期間如何積蓄資財，但從兄弟倆因張敬修病故而返回番禺隔山鄉（今屬廣州海珠區）后的生活大致可以看出：居廉在莞期間積蓄的資財遠遠多于居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