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在內容上應注重信用修復的限度信用修復限度的正當性基礎在于信用修復與信用懲戒的內在關聯性，即正是因為懲戒才使得修復有存在的必要?；旧希瑳]有銀行人員愿意冒著如此巨大的風險幫別人違規修復征信信息，除非原來的征信信息確實存在錯誤，可以通過正常渠道進行糾正。

1、企業信用如何修復？企業信用修復的條件有哪些？

重塑社會信用是當下社會信用制度體系建設的基本任務，而社會信用的實現無非依賴于以下兩條路徑：懲戒機制，即通過懲戒機制在社會形成震懾，使得人們出于對失信高成本的壓力或者制裁的恐懼而被動地接受信用規則；激勵機制，即通過守信所能帶來的利益導向功能刺激人們珍惜自身信用、信守承諾，即使發生了信用減損，亦會主動通過一定的措施來予以修復。

因此，信用修復應當是、也必定是重塑社會信用的題中之意，信用修復是指因信用信息在采集、傳送或者處理過程中發生錯誤，或因公民、法人的失信行為，致使公民、法人的信用發生減損，而允許其依一定的條件和程序重塑信用的制度。近些年，無論是制度的推進還是實踐部門的具體展開，信用修復開始作為信用體系建設的一種重要機制已逐漸得到認可，但是由于理念、制度等多重因素的影響，人們對信用修復存在若干認識上的誤區，在實踐運用中出現了諸如“修復即洗白”、“修復即繳納罰款”、“修復即走流程”等現象，在一定程度上使得“信用修復”化約成了“修改信用數據”，

這一做法帶來的直接結果便是，若干市場主體在信用并未得到實質性重塑的情況下就“實現”了所謂的信用修復，很顯然，這是有悖于社會信用建設的。信用修復實踐誤區的基本表征基于信用懲戒、特別是聯合懲戒的普遍化，作為與之相對應的修復機制也被引入到了制度文本和某些指導性文件之中，一系列規章、指導性文件的出臺標志著信用修復的制度化正在如火如荼的展開，但實踐中存在的一些誤區同樣值得警惕。

一、信用修復等同履行行政處罰行政處理決定是行政主體依職或依相對人的申請，對涉及特定行政相對人的具體權利義務所作的處理，包括行政處罰、行政許可、行政強制等，將信用修復等同于行政處理決定的履行意指，只要申請人（即失信行為人）履行了行政處理決定所確定的義務，便意味著其滿足了信用修復的條件。以行政處罰為例，在相應的信用法規、規章以及政策性文件中，一般均將其視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的失信信息，其法律含義是行為人因行政處罰而應承受不良信用的后果，

將信用修復等同于行政處理決定義務的履行實際上是犯了邏輯上的錯誤。從行政處罰與信用修復的邏輯關系來說，行政處罰行為的存在表明申請人信用狀況的不良，即行政處罰是行為人需要對信用予以修復的前提條件，在此情況下，能得以證明申請人信用已經恢復的路徑無非是兩條：通過法定程序撤銷行政處罰，申請人的權利義務關系狀態（包括信用狀態）恢復到行政處罰作出前；通過其他方式使人確信申請人的信用已經得到了重建。

但無論按照何種方式，都得不出申請人履行行政處理決定的義務即可修復信用的結論，故而，申請人履行了行政處理決定的義務只能是其申請信用修復的法定條件，在效力上可作為其信用恢復的佐證材料。換言之，申請人履行了行政處理決定的義務，并不等同于其信用恢復，其信用是否真正恢復除了應當履行了行政處理決定的義務外，還需其他證據的證明，

認知信用修復與行政處理決定義務的履行之間的差異，其意義在于防止實踐中，信用修復主管部門（失信懲戒主管部門）以罰代修、一罰了事。二、信用修復等同信用懲戒終結將信用修復等同于失信懲戒的終結，意思是說申請人的信用修復申請能產生終結信用懲戒的的法律后果，這一認識是以信用修復與信用懲戒之間為簡單對應關系為基礎的。

無論是在結構上還是在功能上，信用修復與信用懲戒具有相關性，但信用修復與信用懲戒之間又并非嚴格一一對應，無論是法理上還是實踐中，一定存在若干不宜修復或者不應修復的情形，從制度建設的角度而言，認清信用修復與信用懲戒之間關系的復雜性，具有如下兩方面的意義：一方面，從信用懲戒轉化為信用修復是有條件的，這些條件的成就決定了申請人可予以申請的范圍，也決定了信用修復機構應予審查的重點和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