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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四一二大掃蕩發生在什么地方哪一年了
2，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的時間和地點是什么
3，四一二大屠殺是哪年

1，四一二大掃蕩發生在什么地方哪一年了

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爆發，白色恐怖籠罩著中華大地，在革命遭遇挫折時有人畏懼有人逃避快捷鍵說明空格: 播放 / 暫停Esc: 退出全屏 ↑: 音量提高10% ↓: 音量降低10% →: 單次快進5秒 ←: 單次快退5秒按住此處可拖拽不再出現可在播放器設置中重新打開小窗播放播放出錯，請刷新嘗試

四一二大掃蕩發生在什么地方哪一年了

2，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的時間和地點是什么

1927年4月12日，四一二政變地點是在上海。1927年4月12日，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新右派在上海發動反對國民黨左派和共產黨的武裝政變，大肆屠殺共產黨員、國民黨左派及革命群眾。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使中國大革命受到嚴重的摧殘，標志著大革命的部分失敗，是大革命從勝利走向失敗的轉折點。同時也宣告國共兩黨第一次合作失敗。擴展資料四·一二事件對國民黨的組織發展造成了深遠的影響。清黨前，國民黨普通黨員人數（不含軍政和海外黨員）約121萬，其中有國民黨員身份的共產黨員不超過5萬。清黨一年后的1928年3月，國民黨員人數為22萬。1929年12月回升到27萬，其中絕大多數黨員還是是軍隊或高級黨政機關的人員。這意味著清黨行動清掉了國民黨左派全部黨員的一半多，國民黨黨務系統大換血。北伐前后各省建立的縣、鄉國民黨基層組織，“清黨后基本瓦解，恢復得十分緩慢”。到1933年，全國僅有17%的縣建立有縣黨部，浙江省建立縣黨部的縣份為69%。“只能在城市的上層可以看到，農村中是很難找到黨的勢力的微弱影響”；“不但在農民中很難找到國民黨黨員，并且在一切農民運動負責人員中，在地方自治工作人員中，在農村文化教育負責人員中，以及農村經濟建設負責人員中，都不容易看到國民黨黨員的蹤跡。”參考資料來源：百度百科-四一二反革命政變

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的時間和地點是什么

3，四一二大屠殺是哪年

四·一二事件（中國國民黨方面稱為“清黨”[1]，中國共產黨稱為“四·一二反革命政變”[2][3]）是指發生于1927年4月12日中國國民黨在蔣介石的率領之下是指對中國共產黨黨員及工會領袖進行拘捕及處決的事件。1923年孫中山認為蘇聯是中國革命最大的支持者。1924年1月，在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黨李大釗等人的幫助下，孫中山在廣州召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改組國民黨，提出聯俄容共政策。大量共產黨人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協助蘇聯掌控國民政府主導權，另組織部長譚平山、農民部長林伯渠等。并于廣州市長洲島成立黃埔軍校，積極準備北伐。[編輯]反北伐統一與中山艦事件1925年孫中山逝世后，汪精衛成為政治上的領袖，而黃埔軍校校長蔣中正則掌握軍權。1926年，中共在政治顧問鮑羅廷影響下，以：“黨的力量在前，革命的武力在后”為理由，在國民革命軍中發表北伐必敗論，并于廣州市區散發傳單，反對北伐。6月，中共中央會議討論北伐問題，并通過反對北伐統一的決議[4]，英國外相也指出共產黨反對北伐統一態度堅決。3月，蔣介石用武力平息中山艦事件，和蘇聯顧問鮑羅廷以及共產黨之間產生齟齬。[編輯]蘇共內斗1926年春季，蘇聯領導人加米涅夫、共產國際領導人季諾維也夫及其支持者組成新反對派，向托洛茨基傾斜，雙方組成反對同盟（聯合反對派）共同反對斯大林的中國政策。在相關爭論當中，中國的北伐成為爭論的熱點。斯大林忽視了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選擇了一條較為實際的政策。他告訴中國共產黨停止煽動下層群眾，遵守國民黨的命令。與列寧一樣，斯大林認為國民黨資產階級在中國可以打敗西方帝國主義并完成革命。而托洛茨基則想讓共產黨繼續正統的無產階級革命并且反對國民黨。斯大林在北伐當中資助了國民黨[5]。在秘密談話當中，斯大林反駁了托派的批評，認為蔣介石代表的右翼是中國唯一可以擊敗帝國主義的力量，不僅如此，蔣介石還可以從富有商人那里獲得資金支持，因此可以像檸檬一樣在被榨干用處之前利用他的軍隊[6][7]。[編輯]整理黨務案1926年3月中山艦事件之后，國共關系陷入危機。陳獨秀、鮑羅廷不得不對國民黨右派妥協。5月15日至22日，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在廣州召開，張靜江、吳稚暉、孫科等提出了限制共產黨的《整理黨務案》。主要內容有：加入國民黨的共產黨員在國民黨中央、省、特別市黨部中擔任執行委員，其數額不得超過各該黨部委員數額的三分之一；共產黨員不得擔任國民黨中央各部部長；國民黨員不得加入共產黨；共產黨須將加入國民黨的共產黨員名單交國民黨中央主席保存；共產黨對參加國民黨的共產黨員的指示，須事先提交國共兩黨聯席會議通過方能下達。--《整理黨務決議案》7月，國民革命軍開始北伐，蔣介石時任總司令。10月，中國共產黨組織上海工人進行反對北洋軍閥政府的武裝起義失敗。11月，北伐軍已經控制了長江流域，國民政府決定遷都武漢，蔣介石則極力主張遷都他控制的南昌。11月22日第三國際在莫斯科召開第七次大會，布哈林批評中國共產黨在土改方面不夠堅決，要求中共在支持民族革命同時，著手解決土地問題。會后便采取土地革命與國民革命上的雙重支持策略[8]。12月9日，國民政府遷至武漢。一個月后，南昌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議決，中央黨部駐南昌。[編輯]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1927年2月21日，國民黨武漢中央決定召開二屆三中全會。蔣介石所在的南昌方面即相應召開會議。蔣介石手下陳果夫、陳立夫、溫建剛等少壯派，在蔣的默許下做出決定，一面全力奪取其軍力所及之各地的黨政權力，一面加緊準備與武漢破裂的種種條件。其中關鍵一步，就是要從法理上取得北伐軍所經過的各地的黨權和政權。正是在這種情況下，隨著這次南昌會議召開后，即相繼發生了原本共產黨和國民黨左派占據優勢的江西各地國民黨部均被人搗毀的系列事件。身為共產黨員的江西省總工會執行委員、贛州總工會委員長陳贊賢，亦于3月6日被蔣介石指揮的軍隊所槍殺。這股奪權的風潮，由江西，而安徽，而福建，而浙江，隨著蔣介石指揮的軍隊向北向東推進，迅速擴展開來。[9]1927年3月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3月10日至17日)后，其執監委暨候補委員八十名中，共產黨員約居三分之一，親共之左派亦居三分之一，國民黨中央黨部各部部長暨其秘書，共產黨員亦占一半以上，至此國民政府已由蘇聯顧問與共產黨勢力全權把持。[10][11]經會議增設勞工部、農政部以共產黨員蘇兆征、譚平山擔任部長，共產黨員林伯渠為軍委秘書長。另組成武漢中華全國總工會以向忠發、劉少奇、李立三為首，組織武裝衛隊濫動私刑、殺害工賊。斯大林也派羅易到武漢協助鮑羅廷組織農工階層展開土地革命，農民協會、土地委員會成為有武裝權力的組織。2月19日北伐軍白崇禧東路軍占領杭州。2月22日共產黨在上海發動第二次武裝行動，再次失敗。鮑羅廷并在武漢成立了“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暨國民政府委員會臨時聯席會議”，憑借掌握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左派進而取得政治主導權，以“提高黨權”、“反對軍事獨裁”、“打倒新軍閥”為理由，于1927年3月10日，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通過《統一黨的領導機關決議案》，通過了“統一革命勢力”、“統一黨的領導機關案”等反蔣方案，隨即在蔣中正北伐途中剝奪了蔣的主席職務，將其降為普通委員。[12]。蔣介石在南昌發表《告黃埔同學書》，表明不接受該決議。面對親蘇勢力倒蔣，蔣中正決計和共產黨斷絕關系，于是同剛剛回國的汪精衛商討發動清黨工作，驅逐蘇聯顧問，同共產黨決裂。汪精衛提出避免過激的解決辦法，建議蔣介石親自去武漢說服共產黨，把國民政府和黨部遷到南京。爭奪上海1928年的上海外灘1927年起，在蘇聯的帶領下，中國共產黨發起一系列的排外運動，上海財閥虞洽卿和錢永銘到南昌親訪蔣介石，答應為蔣介石籌集軍費，條件是要求蔣介石維持上海現狀，反對赤化。3月20日晚，北伐軍東路軍進入龍華，完成對上海的包圍。3月21日上海工人在國民黨鈕永建和共產黨周恩來等領導下，發動第三次武裝行動，占領了除租界以外的上海市區，并建立起一支2700人的工人糾察隊。3月22日，北伐軍東路軍前敵總指揮白崇禧率軍開進上海。主張反共清黨的蔡元培3月24日，北伐軍中路軍攻下南京。入南京時，共產黨員魯滌平、程潛、賀耀組等人成功策動部份北伐軍殺害、掠奪外僑。英、美、日領事的報告分別以大量事例證明搶劫領事館的是由共產黨所主導，蔣介石下令追查負責任者。英美軍艦以此為理由炮擊南京，遂形國際沖突，是為“南京事件”。蔣介石嚴電阻止事態擴大，靜候政府以外交方式解決。在蔡元培、李烈鈞等國民黨元老舉發“共黨破壞革命，危害國本之逆謀”后，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決議通過“非常緊急處置案”。3月25日白崇禧說：工人旦有擾亂，駐軍必將負責繳械。3月28日，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吳敬恒、蔡元培、張人杰、李煜瀛在上海提出護黨救國案。3月29日中共請示蘇聯，強調準備抵抗。4月，白崇禧任淞滬衛戍司令，配合蔣介石在上海清黨。蔣介石等國民黨右派認為共產黨人在國民黨內部勢力日益膨脹，“黨中有黨”，如不早日剪除今后會更難控制。再加上共產黨人在北伐軍攻克的地方實行“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還沖擊了少數北伐軍官家屬 , 引起同湖南農村有聯系的湘籍軍官的不滿，也是清黨事件爆發的原因之一 [13]。[編輯]外國支持各國租界在蔣保證不以武力改變租界現狀后答應提供援助。在北伐軍北上過程中，長江流域約有上千名傳教士逃離駐地，前往上海避難。1927年初，漢口英租界和九江英租界受到沖擊并被國民政府收回，于是，上海的2個租界當局采取了空前的行動，以確保租界的安全。英國調動了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在華軍隊，以保證上海公共租界不會像漢口和九江那樣失去。法國方面也調集了一支部隊，只是相當低調，未加聲張。他們另有安排。2月26日，法國總領事那齊亞要求巴黎方面供應青幫領袖杜月笙武器彈藥，不久，法租界巡捕房總捕頭Captain Etienne Fiori為杜月笙和公共租界工部局總董費信惇在法租界華格臬路（Rue Wagner）的杜月笙公館安排了一次秘密會見，費信惇同意杜月笙的武裝力量可以穿過公共租界，前往位于閘北的左派基地，采取行動。杜月笙的青幫在勞工中也擁有龐大的實力。[編輯]經過清黨主力淞滬衛戍司令白崇禧1927年3月28日，蔡元培在上海主持召開中國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會議，吳稚暉提出發動“護黨救國”運動。4月2日，中央監察委員會會議召開全體會議，參加者包括蔡元培、蔣介石、李宗仁、白崇禧、黃紹竑、李濟深、張靜江、吳稚暉、李石曾等人，在上海會議中提出檢舉“共產黨連結容納于國民黨之共產黨員，同有謀叛證據”，吳稚暉呈文控告共產黨且譴責鮑羅廷，陰謀使中國變成蘇聯殖民地。廣州政治分會主席李濟深首先發言贊同。會議訂立“清黨原則”及組“清黨委員會”，進行反共清黨準備工作。清黨前夕被杜月笙殺死的上海中共領導汪壽華4月1日，汪精衛穿越西伯利亞再轉蘇聯郵輪，從歐洲趕回上海。蔣介石、吳稚暉、蔡元培等向汪投訴中共問題。汪精衛又與陳獨秀會晤，陳書面答復汪精衛，并要求他簽字，于4月5日以《國共兩黨領袖汪兆銘、陳獨秀的聯合宣言》在報上發表，強調國共團結。武漢中央聯席會議則命蔣介石未得政府命令前，不得發表外交意見，改任第一集團軍總司令，以馮玉祥為第二集團軍總司令，解除了他的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職務。4月6日，汪精衛離開上海赴武漢。幫派負責人黃金榮助蔣清黨清黨中被處死刑的上海中共負責人趙世炎幫派負責人杜月笙助蔣清黨4月5日，蔣介石讓使青幫、洪門大佬黃金榮、張嘯林、杜月笙等出面，組織右派團體中華共進會和上海工界聯合會，以對抗上海總工會。與此同時，4月6日，蔣介石派軍樂隊把親題“共同奮斗”的錦旗，送給上海總工會工人糾察隊，以起到麻痹作用。造成緊張局勢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鮑羅廷也秘密策動郭松齡將軍反對張作霖。張蔣兩人1926年秋天就開始秘密接觸，兩人分別派唐生智和楊宇霆作為代表，展開秘密會晤，達成了共同驅逐共產國際勢力的協議，因此“南京事件”后不到兩周，張作霖在4月6日得到了公使團的同意，派遣中國軍警突襲北京的蘇聯大使館、遠東銀行、中東鐵路辦公處，逮捕了躲藏在其中多時的58名中國人，包括中國共產黨的主要創始人之一李大釗，還查獲并向外界公開了共產國際發來的大量指示、訓令、顛覆材料（與馮玉祥的合作顛覆文件、紅槍會及煽動農民的紀錄、中共文件等，“蘇聯陰謀文證匯編”），證實蘇聯全面指揮了顛覆中國政府的運動。蘇聯與中國共產黨則強烈譴責國民黨粗暴侵犯蘇聯使館尊嚴，并稱此事件乃“帝國主義的挑撥”，中國政府已淪為帝國主義者的工具。4月19日，蘇聯召回北京駐華代辦及大使館職員[14][15]。4月9日，蔣介石命令成立“淞滬戒嚴司令部”，由白崇禧、周鳳歧分任正副司令，并頒發“戰時戒嚴條例”12條。同日，中央監察委員鄧澤如、吳稚輝、黃紹竑、張靜江、陳果夫等聯名發表《護黨救國通電》(即“青電”)，指責武漢國民政府的“容共”政策。4月11日，蔣介石密令各省“一致實行清黨”。杜月笙當晚于自己家中殺死同為青幫成員的中共領導人汪壽華。4月12日凌晨，受蔣介石指揮的中華共進會和上海工界聯合會的幫派分子從上海租界沖出，向上海總工會糾察隊的駐地閘北、南市、浦東、吳淞等處，發起攻擊。之后蔣介石下令淞滬戒嚴司令部所屬國民革命軍第26軍借口“工人內訌”對工人糾察隊強行繳械，造成三百余人傷亡。4月13日，上海總工會召開工人大會，聲討蔣介石。會后，十萬多工人、學生到寶山路國民黨26軍第二師周風歧司令部請愿。士兵向人群掃射，當場打死100多人，傷者不計其數，即寶山路血案。接著，蔣介石下令解散上海特別市臨時政府、上海總工會，和一切共產黨組織，搜捕共產黨員及支持者，逮捕千余人，并將首要人員當場殺害。至15日，有三百余人死亡，五百余人被捕，五千多人失蹤。七月，上海中共黨組織負責人陳延年、趙世炎等遇害。大開殺戒之后，蔣介石公開宣布清黨。4月17日，他與一批右派國民黨中央委員在南京召開政治會議，發布清黨通電，并發出秘字一號命令，通緝共產黨的首要分子197人：首要為鮑羅廷、陳獨秀，其次為林祖涵（即林伯渠）、瞿秋白、毛澤東、惲代英、周恩來、劉少奇、張國燾、彭湃、鄧穎超、蔡和森、方志敏等人。一些非共產黨的左派人士，如沈雁冰、柳亞子、鄧演達、章伯鈞等，也在通緝之列。[13]之后其他地方也陸續開始實施清黨。4月14日，李濟深主持廣州陸海空將領開會議決“清共”，第二天，廣州全城大搜捕。在廈門、福州、寧波、南京、杭州、長沙（馬日事變）等地，大力緝捕、殺害中共黨員。在北京，4月28日，李大釗等人因密謀推翻北洋軍閥，亦被逮捕并執行絞刑。事變之后共產黨和國民黨左派，后也清黨，在武漢聯合發動了討蔣運動。4月20日，共產黨發表宣言：“蔣介石業已變為國民革命公開的敵人”，號召人民群眾“推翻新軍閥”、“打倒軍事專政”。4月22日，武漢國民政府由汪精衛領銜，孫科、鄧演達、宋慶齡、張發奎、吳玉章、毛澤東、惲代英等聯名發布通電，斥責蔣的分裂行為。這就形成了“寧漢對立”的局面。[13][編輯]后果1927年4月18日，蔣介石在南京成立了國民政府，和親共的武漢汪精衛政權對立，是為“寧漢分裂”。5月21日，湖南的汪精衛政權下屬的一些反共軍隊發動馬日事變。6月5日第三國際代表羅易(Roy)轉發電報給汪精衛，要求其增加共產黨對武漢政權的掌控，并處分反革命派，擴大農工武裝運動。7月，國民黨左派領袖汪精衛再度知悉斯大林指示蘇聯顧問鮑羅廷欲分化國民政府以助中國共產黨武力奪取武漢政府權力之策略后宣布“和平分共”，遂決定取締共產黨言論，又通過“取締共產議案”，罷黜鮑羅廷及其他蘇聯顧問。8月1日共產黨以“南昌起義”進行全面攤牌。武漢國民黨右派在8月開始清黨，國民黨與共產黨的合作全面破裂。蔣介石通過此事成為了被國民黨內右派的多數派支持，成了最高領袖，國民黨左派遭到排斥或者鎮壓。國民黨右派認為共產黨破壞北伐統一，清黨使掃除軍閥統一全國的事業嚴重破壞，延緩了成功的時間。蔣雖然不久由于北伐軍在徐州失利而下野，但很快重掌大權，完成北伐，開始了在中國數十年的統治。四·一二事件對國民黨的組織發展造成了深遠的影響。清黨前，國民黨普通黨員人數（不含軍政和海外黨員）約65萬，其中有國民黨員身份的共產黨員不超過5萬。清黨一年后的1928年3月，國民黨員人數為22萬。1929年12月回升到27萬，其中絕大多數黨員還是是軍隊或高級黨政機關的人員。這意味著清黨行動清掉了國民黨左派全部黨員的一半多，國民黨黨務系統大換血。北伐前后各省建立的縣、鄉國民黨基層組織，“清黨后基本瓦解，恢復得十分緩慢”。到1933年，全國僅有17%的縣建立有縣黨部，浙江省建立縣黨部的縣份為69%。“只能在城市的上層可以看到，農村中是很難找到黨的勢力的微弱影響”；“不但在農民中很難找到國民黨黨員，并且在一切農民運動負責人員中，在地方自治工作人員中，在農村文化教育負責人員中，以及農村經濟建設負責人員中，都不容易看到國民黨黨員的蹤跡。”[16]四·一二事件使共產黨的發展嚴重受挫。共產黨認為，這標志著國共合作的失敗。四·一二事件之后，共產黨內堅持和國民黨妥協的早期領導人陳獨秀等人被認為右傾投降主義被撤職。陳獨秀被認為一味退讓，甚至要求工人糾察隊向國民黨上繳武器，造成共產黨對蔣介石的武力清黨毫無準備[17]。中國共產黨從此走向武裝革命奪取中國政權的道路，共產黨聯合極少數國民黨左派在南昌發動南昌起義，開始了組建共產黨軍隊，開展武裝革命，直到奪取中國的政權。幫助蔣介石發動四·一二事件的杜月笙則事業順利發展。中國抗日戰爭結束后一度持此功謀求上海市長一職未遂。1949年在國共內戰中，國民政府失敗退往臺灣之際，杜月笙擔心自己當年參與四·一二事件的經歷令共產黨不會放過他，便逃到香港。[編輯]部分被槍決的共產黨員汪壽華（1901年月日-1927年4月11日）（一說4月12日）肖楚女（1893年-1927年4月22日）熊雄（1892年-1927年5月中旬）陳延年（1898年-1927年7月4日）（陳獨秀次子）趙世炎（1901年-1927年7月19日）夏明翰（1900年-1928年3月20日）郭亮（1901年12月3日-1928年3月28日）羅亦農（1901年-1928年4月21日）向警予（女）（1895年9月4日-1928年2月28日）陳喬年（1902年-1928年6月6日）周文雍（1905年8月-1928年2月6日）（與陳鐵軍在廣州紅花崗刑場上舉行婚禮）陳鐵軍（女）（1904年-1928年2月6日）（與周文雍在廣州紅花崗刑場上舉行婚禮）鄭復他1904~1928)許白昊(1899年－1928年6月6日)

四一二大屠殺是哪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