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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福成,分析薛福成物性相制中蜘蛛以小勝大的原因

來源:整理 時間:2022-10-31 22:05:35 編輯:無錫本地生活 手機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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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分析薛福成物性相制中蜘蛛以小勝大的原因

不畏懼強敵,以智取勝,充分利用自己輕便靈活優勢,抓住對方短處弱點進攻,從而取得勝利。

分析薛福成物性相制中蜘蛛以小勝大的原因

2,薛福成的性格特點

薛福成的性格有善良、勇敢、樂于助人、勤勞。

薛福成的性格特點

3,薛福成和薛福辰是什么關系誰知道的啊

聽說無錫惠山古街有個薛福成祠,由締業全景設計布展的,那里應該能有介紹吧。
百度知道
你好!薛福辰是薛福成之長兄,是名御醫;薛福成則是清末外交官僅代表個人觀點,不喜勿噴,謝謝。

薛福成和薛福辰是什么關系誰知道的啊

4,無錫薛福成故居的人物簡介

咨詢記錄 · 回答于2021-11-15 無錫薛福成故居的人物簡介 薛福成(1838.4.12-1894.7.21)字叔耘,號庸庵。江蘇無錫賓雁里人。出生于書香門第、官宦之家。父親薛湘,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進士,歷任鎮江府學教授、湖南安福縣令、潯州知府等職。長兄薛福辰,以舉人出身得任工部員外郎、濟東泰武臨道、直隸通永道、左副都御史等職。二兄薛福同,同治元年舉人。四弟薛福保,長期在山東巡撫丁寶楨幕府參與政務。

5,薛福成故居 圖片

http://image.baidu.com/i?tn=baiduimage&ct=201326592&cl=2&lm=-1&pv=&word=%D1%A6%B8%A3%B3%C9%B9%CA%BE%D3&z=0

6,薛家好的家規和家訓

在無錫玉祁鎮的禮舍村薛氏聚居地,同一條老街上誕生了薛暮橋、孫冶方(原名薛萼果)兩位著名經濟學家,不能不說是一個奇跡。在禮社薛氏宗譜中有薛氏祠規、祖訓、家訓,告誡子孫以孝為本,尊長愛幼,夫妻和睦,交友審慎;要求子孫深切領會讓、厚、勤、儉四字家訓精髓。薛家能夠成為無錫望族,名人輩出,原因可見一斑。薛福成家族教育具有男女兼重的重要特點。早在光緒17年(1891年)薛福成便曾提出:“凡男女八歲以上不入學堂者,罪其父母。男固無人不學,女亦無人不學”。薛福成的這一主張比起1904年初“癸卯學制”推出“國民強迫教育”要早12年多,這種兼重男女教育的理念,不僅有利于并體現了薛氏女子教育的發展,對于當時的中國更是一個進步的改革主張。薛氏家訓:夫物之能受者必有其量,物之能載者必有其基。是故經云厚德。諺云,忠厚立心,持躬莫此為要。誠能出一言,惟恐其發人之隱;萌一念,惟恐其有傷于物。尋常之陵犯,惟示優容。親故之艱危,務存矜恤。身體力行,自然習慣成性。茍其刻薄居心,澆漓成習,君子所不齒,世人之所共訾焉。

7,薛福成物性相制解釋

翻譯:曾經看見一只蜘蛛,在墻壁之間布網,離地大約二三尺(高)。一條大蛇從它下面經過,昂首想吞食蜘蛛,(它著勢往上)而高低略微差一點。久了,蛇將要走。蜘蛛忽然(垂絲)懸掛而下,蛇又昂首等它。蜘蛛便回守它的網中。象這樣三四次。蛇感覺稍微有點疲倦,將頭趴到地上。蜘蛛乘其不備,奮身迅速下來,蹲在蛇的頭上,拼死不動。蛇狂跳顛摔,而到死。蜘蛛就吸它的腦漿,吃飽肚子后離去。 嘗:曾經嘗見:曾經看見http://www.zdic.net/zd/zi/ZdicE5ZdicB0Zdic9D.htm

8,薛福成偉大事跡

薛福成雖然長期依附洋務派,但卻傾向經世,后來終于從洋務派中分化出來,成為初步具有資產階級思想的早期改良派。在文學方面,他雖然長期與桐城派文人為伍,曾推崇桐城派,但亦曾指責吳汝綸標榜桐城,并自言出使之后文風有所變化。為文多著眼于經世致用,不受桐城派約束。其政論文洋洋灑灑,曲盡事理,既謹嚴有序,又雄辯有力,黎庶昌譽為“首屈一指”。其中許多重要議論切中時弊,有些重大建議得到采納。如《上李伯相論赫德不宜總司海防書》,對于維護中國海軍兵權,解除英國人赫德的總海防司職務,起了決定性作用。此外,他還寫過許多史論,如《海瑞論》、《葉向高論》等,藉古喻今,針砭時事。 薛福成文善于記述。他記述鴉片戰爭和太平天國時期許多重要的遺聞軼事,往往兼有文學價值和史料價值。如《蒲城王文恪公尸諫》,追述漢軍機大臣王鼎在河工上營救林則徐未成,回朝后怒斥穆彰阿,廷諍至苦,憤而自殺。記載詳實,有史料價值;并生動地表現了王鼎的剛直、穆彰阿的奸滑和道光帝的偏心,又有較高文學性。薛福成還有些記敘文,寫他親身經歷過或親自調查過的新聞時事,如《書太監安德海伏法事》和《張汶祥之獄》等,真實又具典型意義,近乎報告文學。晚年在國外所作的《出使日記》,報告性也較強,無論寫資本主義事物還是阿爾卑斯山風景,都頗可觀。其中的《觀巴黎油畫記》,長期選作中學教材,傳誦尤廣。但是薛福成的封建意識仍舊很濃,即使身在資本主義世界也不動搖,這就難免要給他的作品帶來許多局限。 薛福成一生撰述甚豐,著有《庸庵文編》四卷、《續編》二卷、《外編》四卷、《庸庵海外文編》、《籌洋芻議》十四卷、《出使四國日記》六卷、《續刻》、《庸庵筆記》、《出使奏疏》二卷、《出使公牘》十卷等書。

9,無錫薛福成故居有什么景點

  薛福成故居  也叫薛家花園,是清末無錫籍著名思想家、外交家、資產階級維新派代表人物薛福成的宅第。按薛福成的官品,他的住宅廳堂面闊不可以超過五開間,然而實際卻有九開間。能這么做還不違規,是老薛耍了一個小花招——采用了獨特的對剖雙排柱把九開間變成相對獨立的三個三開間,這在全國來說也沒有第二例,是國內現存規模最大的轉盤樓,有“中華第一迴樓”之稱。   薛家花園最大的建筑特色就是中西合璧。轎廳、正廳的西式移門、轉盤樓檐口機刻花板、樓梯、回廊車制羅馬柱形欄桿、彈子房水泥預制門、窗框、彩色玻璃等均是中式中帶有西式特點。再配上亭臺樓閣,小巧流水,花園木樓,是夏天夜晚消暑的好去處。   地址:崇安區學前街152 號

10,薛福成的功績

薛福成(1838.04.12-1894.07.21),字叔耘,號庸庵,江蘇無錫賓雁里人,出生于書香門第、官宦之家。近代散文家、外交家、洋務運動的主要領導者之一、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發起者。自幼即受時代影響,廣覽博學,致力經世實學,不做詩賦,不習小楷,對八股尤為輕視。薛福成一生撰述甚豐,著有《庸庵文編》四卷、《續編》二卷、《外編》四卷、《庸庵海外文編》、《籌洋芻議》十四卷、《出使四國日記》六卷、《續刻》、《庸庵筆記》、《出使奏疏》二卷、《出使公牘》十卷等書。 薛福成的著作基本上均已編入《庸庵全集》。其《出使日記》及續刻已被編入《走向世界叢書》。成就:薛福成雖然長期依附洋務派,但卻傾向經世,后來終于從洋務派中分化出來,成為初步具有資產階級思想的早期改良派。在文學方面,他雖然長期與桐城派文人為伍,曾推崇桐城派,但亦曾指責吳汝綸標榜桐城,并自言出使之后文風有所變化。為文多著眼于經世致用,不受桐城派約束。其政論文洋洋灑灑,曲盡事理,既謹嚴有序,又雄辯有力,黎庶昌譽為“首屈一指”。其中許多重要議論切中時弊,有些重大建議得到采納。如《上李伯相論赫德不宜總司海防書》,對于維護中國海軍兵權,解除英國人赫德的總海防司職務,起了決定性作用。此外,他還寫過許多史論,如《海瑞論》、《葉向高論》等,藉古喻今,針砭時事。薛福成文善于記述。他記述鴉片戰爭和太平天國時期許多重要的遺聞軼事,往往兼有文學價值和史料價值。如《蒲城王文恪公尸諫》,追述漢軍機大臣王鼎在河工上營救林則徐未成,回朝后怒斥穆彰阿,廷諍至苦,憤而自殺。記載詳實,有史料價值。生動地表現了王鼎的剛直,穆彰阿的奸滑和道光帝的偏心,又有較高文學性。薛福成還有些記敘文,寫他親身經歷過或親自調查過的新聞時事,如《書太監安德海伏法事》和《張汶祥之獄》等,真實又具典型意義,近乎報告文學。晚年在國外所作的《出使日記》,報告性也較強,無論寫資本主義事物還是阿爾卑斯山風景,都頗可觀。其中的《觀巴黎油畫記》,長期選作中學教材,傳誦尤廣。但是薛福成的封建意識仍舊很濃,即使身在資本主義世界也不動搖,這就難免要給他的作品帶來許多局限。薛福成一生撰述甚豐,著有《庸庵文編》四卷、《續編》二卷、《外編》四卷、《庸庵海外文編》、《籌洋芻議》十四卷、《出使四國日記》六卷、《續刻》、《庸庵筆記》、《出使奏疏》二卷、《出使公牘》十卷等書。薛福成的著作基本上均已編入《庸庵全集》。其《出使日記》及續刻,近年又被編入《走向世界叢書》。

11,薛福成物性相制解釋

(我)曾經看見一只蜘蛛在墻壁間布網,離地面大約兩三尺,一條大蛇經過它的下面,大蛇抬起頭想吃掉蜘蛛,但是距離稍微不足;過了很久,蛇將離開了,蜘蛛忽然懸著絲逼近,蛇又抬頭等待它,蜘蛛仍然守著自己的網,這樣重復了三四次;蛇的心意(就是想吃蜘蛛的心意)稍微有些倦怠了,頭趴在地上,蜘蛛趁其不備,快速地下落,盤踞在蛇的頭頂,死死地不動彈.蛇奮力地晃動搖擺,以至于死了,蜘蛛最后吃了它的腦子使自己的肚子飽了而離開.參考資料:白微的文言
翻譯:曾經看見一只蜘蛛,在墻壁之間布網,離地大約二三尺(高)。一條大蛇從它下面經過,昂首想吞食蜘蛛,(它著勢往上)而高低略微差一點。久了,蛇將要走。蜘蛛忽然(垂絲)懸掛而下,蛇又昂首等它。蜘蛛便回守它的網中。象這樣三四次。蛇感覺稍微有點疲倦,將頭趴到地上。蜘蛛乘其不備,奮身迅速下來,蹲在蛇的頭上,拼死不動。蛇狂跳顛摔,而到死。蜘蛛就吸它的腦漿,吃飽肚子后離去。 嘗:曾經 嘗見:曾經看見 http://www.zdic.net/zd/zi/zdice5zdicb0zdic9d.htm

12,關于薛福成的生平事跡

http://www.hudong.com/wiki/%E8%96%9B%E7%A6%8F%E6%88%90薛福成--------------------------------------------------------------------------------薛福成(1838.4.12-1894.7.21)字叔耘,號庸庵。江蘇無錫賓雁里人。出生于書香門第、官宦之家。父親薛湘,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進士,歷任鎮江府學教授、湖南安福縣令、潯州知府等職。長兄薛福辰,以舉人出身得任工部員外郎、濟東泰武臨道、直隸通永道、左副都御史等職。二兄薛福同,同治元年舉人。四弟薛福保,長期在山東巡撫丁寶楨幕府參與政務。薛福成幼時苦讀經書,后因太平天國起義爆發,而受到強烈震動,決意棄八股試帖之學,而致力研究經世實學,以圖報效國家。咸豐八年(1858年),中秀才。同年,薛福成去看望宦游湖南的父親,適逢薛湘去世,薛福辰、薛福成兄弟二人為處理父親身后諸事而滯留湖南一年余。十年(1860年),得知太平軍已東下蘇、常,兄弟二人匆匆趕回,不料全家已外出避難,幾經艱辛找尋,終于在蘇北寶應東鄉找到家人。薛福成繼續研讀治世之學。同治四年(1865年)夏,兩江總督曾國藩北上鎮壓捻軍,沿途張榜招賢,薛福成聞訊后即寫下八大對策、洋洋萬言的《上曾侯書》,往行轅拜謁曾國藩。曾國藩讀罷,擊節稱嘆,深為薛福成所言改科舉、裁綠營、師夷法的主張吸引,即延聘薛福成入幕。此后曾幕七年生涯,薛福成尤注重于兵事、餉事、吏事、文事,不時呈上一些改革時弊的策文,頗為曾國藩器重,被保為候補同知、直隸州知州并賞加知府銜。十一年(1872年)二月,曾國藩病死,薛福成去蘇州書局任職。光緒元年(1875年),赴部引見,途中讀到新帝即位后向天下求言的詔書,興奮異常,揮毫寫下了《治平六策》、《海防密議十條》萬余言。主張應努力改善外交,將國際公法、中外條約刊發各州縣;主張科舉時應為精通洋務的人特設一科,使奇杰之士輩出;建議通過聘請洋員,派送人員留學,定制鐵甲艦來發展海軍。薛福成的上書陳言,引起朝廷的重視,不久,即采納了陳言書中的意見而付諸實施,薛福成名聞朝野。丁寶楨、郭嵩燾等大員紛紛奏保薛福成出任駐外使節之職。直隸總督李鴻章也為薛福成的才能所折服,攬入麾下。光緒元年(1875年)下半年,薛福成入李鴻章幕府辦理文案,運籌帷幄。次年,在與英國交涉馬嘉理案時,薛福成寫就《論與英使議約事宜書》上呈李鴻章,主張對英國的無理要求不應遷就,應以擇要設防、組織團練、廣張疑軍、以多攻少的策略,應付英軍可能會采取的軍事行動。李鴻章非常欣賞,命薛福成隨行參加與英國公使的談判,并因其隨辦洋務出力而奏薦為知府。五年(1879年),“總稅務司赫德喜言事,總署議授為總海防司”。薛福成深感事態嚴重,馬上作《上李伯相論赫德不宜總司海防書》,認為如此,“則中國兵權餉權,皆入赫德一人之手”。并向李鴻章獻計說,只有告訴赫德,如果他要擔任總海防司,就必須放棄總稅務司之職,親自去海濱練兵,這樣,赫德必不愿放棄總稅務司之職,此事便可作罷。李鴻章覺得十分在理,便采納了薛福成的建議,函告總理衙門。總理衙門依計而行,使赫德欲控制中國海軍的圖謀終未得逞。同年,薛福成寫下了反映他洋務思想的《籌洋芻議》一書,認為中國已到了非要進行大變法、實行洋務不可的地步了。“世變小,則治世法因之小變;世變大,則治世法因之大變”。主張發展工商業,“奪外利以潤吾民”。并提出了反不平等條約、防日俄入侵、改革關稅等主張。薛福成將該書上呈李鴻章,李鴻章大為贊賞,分發官員傳讀。七年(1881年),薛福成署直隸宣化府,寫下了《酌議北洋海防水師章程》,提出了對未來北洋海軍的構想。后來,李鴻章就是根據他的設想來建立北洋海軍的。次年,朝鮮大院君李昰應發動政變,薛福成向署理直隸總督張樹聲獻計,盡快出兵朝鮮拘捕亂黨魁首。張樹聲采納了薛福成的建議,迅速平定了朝鮮之亂,使覬覦朝鮮的日本欲趁亂控制朝鮮的陰謀失敗。薛福成因功晉升四品道員。十年(1884年)初夏,薛福成實授浙江寧紹臺道,時中法戰爭爆發,薛福成加強防務,并指揮軍民重創犯浙的法國軍艦,因功加布政使銜。十二年(1886年)秋,薛福成將自己多年來的文稿整理成《浙東籌防錄》,次年初又編成《庸庵文編》四卷。十四年初(1888年)秋,薛福成升任湖南按察使。翌年初春進京陛見時,被改派為出使英、法、意、比大臣。在駐歐使節任內,薛福成走訪了歐洲許多國家,考察歐洲的工業發展,詳細地研究了歐洲的政治、軍事、教育、法律、財經等制度,開闊了視野,思想也日益改變。他認為西方富強已百倍于中國,中國應不懈地師法西方,建立“糾眾智以為智、眾能以為能、眾財以為財”的私人公司等,并具體提出了“求新法以致富強”、“選賢能以任庶事”、“造機器以便制造”等二十一條“養民最要之新法”。薛福成將他在歐洲四年所聞所思詳盡地作了日記,后據以編成《出使四國日記》。使歐期間,薛福成還參與眾多具體外交事務,十八年(1892年)與英國就滇緬邊界劃分和通商條約問題進行了多次談判,由于薛福成援引國際公約,剛柔并用,英國終于同意簽訂《續議滇緬界務商務條款》,中國收回了滇邊部分領土和權益。此外,薛福成還以國際公法為依據,迫使英國政府同意中國在其屬境內設立領事,這樣,中國政府就在南洋、緬甸等處設立領事,保護當地華僑的權益。二十年(1894年),薛福成離任回國。五月二十八日到達上海。因一路辛苦勞累,又染上流行疫病,與六月十九日深夜病逝,終年五十六歲。薛福成一生撰述甚豐,著有《庸庵文編》四卷、《續編》二卷、《外編》四卷、《庸庵海外文編》、《籌洋芻議》十四卷、《出使四國日記》六卷、《續刻》、《庸庵筆記》、《出使奏疏》二卷、《出使公牘》十卷等書。

13,薛福成故居的景觀特點

遠涉重洋的薛福成受西方文化的影響,其宅第也呈現出明顯的西風東漸的特點,表現在建筑風格上的中西合璧。主體建筑基本上沿用清代中晚期的規制,細微處的雕刻裝飾巧奪天工,體現了中式建筑工藝的最高水準。轉盤樓檐、彈子房等建筑則顯示出以中式為主,伴有西式做法的時代特征,至于薛匯東住宅,則更是基本歐化的巴洛克式洋樓。 薛福成故居是一處庭院式開放格局的官僚宅第,近代民居建筑與江南造園藝術和諧結合,中軸線上每進廳堂之間,庭院點綴,景色各異。宅內獨立的后花園、西花園廊橋、樓閣、喬柯、山石和諧搭配,環境典雅靈秀;東花園的花廳、戲臺更是自成院落,為一處難得的看戲觀魚、品茗娛樂之處,其水榭式戲臺最具特色,國內罕見。薛福成故居欽使第規模宏大,內涵深厚,呈現出在傳統基礎上吸收西方文化的建筑風格和適合社會交往的園林式開放格局,是中國近代社會轉型期江南大型官僚宅第,有重要的歷史價值、研究價值和旅游價值。薛福成在建造他的宅第時,官銜為正三品,賞加二品頂戴,按照朝廷規定,他的住宅廳堂面闊不可以超過五開間,然而他的宅第已遠遠超過了標準。為此薛家在建造宅第時,在最引人注目的轎廳和正廳采用了獨特的對剖雙排柱把九開間變成相對獨立的三個三開間。正廳則用考究的正六邊形蜂窩式磚細墻和已有西方居室裝飾風格的移門來分隔,這種做法在無錫地區絕無僅有,在全國來說至今也未見過有第二例的報道。正廳是整個宅第中最主要也是最豪華的一個廳堂,它的雕梁畫棟保存完整,雕刻精美。依稀可見的飛金燈飾和朱漆彩繪的包袱錦無不顯示出豪華氣派,正廳的磚雕、木刻之多之精是故居內其它建筑無法比擬的。
神筆王鐸故居曾因歷史變遷,戰爭紛擾,受毀嚴重。解放后,人民政府撥資修復,旨在弘揚王鐸書法藝術,陳列其書法手跡、碑刻、拓片和展示明清官邸建筑藝術。神筆王鐸故居個性獨特。整個故居主要由故居和宅居再芝園兩大部分組成,故居體現一個“神”字,再芝園突出一個“仙”字。比如,故居以“神筆王鐸”、“獨尊羲獻”等為主線,以楷書、隸書、行書、草書、詩畫分展數室。王鐸詩書畫皆有成就,尤以書法見長。其書法諸體皆能,而草書成就最高。其草書風格集二王、摻入唐人狂草之法,同時還吸收黃庭堅、米芾之優點,自樹一幟,將草書推向一個新的高度,影響中國書壇400余年。王鐸草書大氣磅礴,多姿多彩。筆法極其豐富,以中鋒為主,八面出鋒。結構緊密,連綿飛動,姿態欹側,奇險生姿。王鐸善用墨,首創“漲墨”之法。王鐸章法之奇,奇在對作品空間形式的分割上。正如古人所云:“疏者自疏,密者自密,疏可走馬,密不透風”。王鐸的書法,對行筆的輕重,書寫的疾徐,線條的曲直,點畫的斷連,排列的參差,字組的錯落,行間的疏蜜,無一不細心著意。完美地體現了高古與雄強的審美特征,有著極強的沖擊力和震撼力。王鐸的書法被古今中外稱為“神筆”。 神筆王鐸故居距市中心23公里,且有高速公路和一級公路徑抵。從207國道口到神筆王鐸故居只有4公里;神筆王鐸故居西邊距劉秀墳2公里,西邊距龍馬附圖寺1.5公里,東邊距萬畝荷花園10公里。神筆王鐸故居與白馬寺和上述三個景點,構成了一條旅游風光帶。是經洛陽市人民政府批準的一條不可多得的洛陽旅游北邊線路。

14,薛福成的人物生平

道光十八年(1838年)4月12日,薛福成出生在無錫賓雁里一個書香門第 。父親薛湘,本以舉人身份充任官學教諭十二年,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因得中進士,便到鎮江當府學教授。薛湘特別擅長八股文的寫作,其文章風格獨特,時人稱“薛調”,頗受八股文士們的推重,曾國藩、李鴻章自稱他們能在科場上告捷,頗得益于薛湘的文章。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薛湘又考中進士,名列二甲七十一名。 任鎮江府學教授,后升任湖南安福縣令。薛福成的母親顧氏,因丈夫長年在外,便擔當起家庭的重任,她操持家政,孝敬公婆,愛護子女,善待鄰里,是位典型的賢妻良母。薛福成六歲就進私塾讀書,啟蒙教師是八十多歲的顧洪生 。放學回家,母親總要督促功課,不論風雨寒暑,總要學習到半夜。道光三十年(1850年),薛福成全家都到了鎮江,與父親團聚,12歲的薛福成便在鎮江府學署苦讀八股文章。年幼的他對鴉片戰爭后的世易時移毫無知悉,心中的夢想就是中秀才、成舉人、中進士、點翰林,在科舉道路上不斷拼搏。第二年,父親離開鎮江到湖南安福縣任縣令,薛福成和母親、姐姐、哥哥、弟弟又回到無錫家鄉。咸豐元年(1851年),太平天國起義在廣西爆發,勢力旋即伸向長江流域,咸豐三年(1853年)占領南京,清廷滿朝震驚,也震驚了埋頭八股的薛福成 ,薛福成驚悟到自己沒有生長在歌舞升平的盛世,而是遇上了天崩地拆的亂世 。咸豐六年(1856年),第二次鴉片戰爭爆發,英法聯軍開始在廣州和沿海各地逞兇肆虐,清軍對此束手無策,內憂兼外患,更使薛福成驚心動魄。這時,面對著內憂外患的局勢,在社會上掀起一股講救經世實學的新風,薛福成的心扉在這清新的風吹拂下,慨然立志,決定為斤斤計較未來科舉道路上的成敗得失,致力于研究經世實學,以備國家有朝一日用人之需。于是,他一方面準備考試,另一方面研究中國兩千年來成敗興廢的原因,研究兵法、戰陣、天文、陰陽、地理形勢。咸豐八年(1858年)春,他與弟弟薛福保雙雙考中秀才,不久,在北京任工部員外郎的大哥薛福辰回無錫探親,薛福成便與薛福辰一起到湖南看望父親,不料他們到湖南不久,父親因病去世,兄弟倆忙著處理父親的后事。由于父親在縣令任上經手的賬目不很清楚,薛福成弟兄為了清理父親在任上拖欠的公款不得不在湖南盤桓了很長一段時間。 咸豐十年(1860年)春,薛福成兄弟還沒把事情辦完,就得到了江南大營崩潰及太平軍揮戈直下蘇、常地區的消息。兄弟倆擔心無錫家中出事,只得匆忙趕回家鄉。一路上戰火遍地,危機重重,這時無錫已為太平叛軍占領,母親帶著家人已離鄉逃難,伯母一家則死于變亂。長兄薛福辰又被太平軍抓住,由于太平軍不清楚他的身份,才被釋放出來。后來兄弟倆渡過長江,趕到蘇北寶應的東鄉才找 到了離散的家人。父親病死,家庭遭難,接二連三的變故使薛福成真正感受了社會動蕩亂離之苦。同年,英法聯軍火燒圓明園,攻入北京城,咸豐帝倉皇逃出皇宮,奔往熱河,奕欣與列強簽訂了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深重的困難,使薛福成憂心如焚。薛福成更覺得必須讀書礪志,具備真才實學,以便挽回那令人震眩的時變。從此,他更加注意古今理亂得失的關鍵,并通過上京趕考和遠游開封等地的機會,了解民間疾苦, 考察社會積弊。然而,薛福成把精力放在經世實學上,科舉考試中就經常失利 。 同治四年(1865年),機遇終于降臨到薛福成的頭上。同年夏天,清廷鑒于在鎮壓農民起義隊伍捻軍的過程中連連失利,主持剿捻的名將僧格林沁亦被捻軍擊斃,便命剛剛鎮壓了太平天國農民起義的兩江總督曾國藩指揮湘軍北上剿捻。曾國藩是向西方學習船堅炮利的洋務派的代表人物,被朝野視為“晚清中興四大名臣”之一。曾國藩善于結納人才,很多人也想依附于他的門下,所以他的幕府里聚集了一批在當時頗有聲望的賢士 。曾國藩率軍北上剿捻,沿途遍貼了招納賢才的榜文。薛福成十分欽慕曾國藩,認為這是一個投奔他的極好的機會,于是將自己多年來社會問題的思考與解決社會危機的辦法細細道來,寫下了一萬多字的《上曾侯書》,集中寫成了“養人才、廣墾田、興屯政、治捻寇、澄吏治、厚民生、籌海防、挽時變”的八條對策。6月28日,當曾國藩的座船沿運河途經寶應時,他由大哥薛福辰陪同,冒著風雨謁見曾國藩,將萬言書恭恭敬敬地遞上去。曾國藩讀了他的上書,贊賞不已,覺得薛福成文章長于論事,日后有望成一家之言,便對周圍人大講薛福成他日當有造就,并立即延攬薛福成為自己的幕僚。從此薛福成跟著曾國藩走南闖北,與一群才華橫溢胸懷大志的幕僚朝夕晤談。曾國藩酷愛圍棋,每日清晨, 都要請有相同嗜好的薛福成與之對弈,不但切磋棋藝,更注意交流對諸如“兵事、餉事、吏事、文事”等軍國大計的種種設想。 七年下來,因為薛福成有“ 勞績”、“軍功”,他又得到曾國藩的保薦,成為頭戴玻璃頂子、身穿八蟒五蟒袍的五品候補同知(候補知州,不是實職)。薛福成覺得,當今世務不外“兵事、餉事、吏事、文事”,他們這些幕僚,雖然專司文事,其實要總攬全局,無所不曉。就像導水,幕府是眾流匯集的所在,又像耕田,幕府是播種育秧的地區,在幕府中確實能夠造就出經世治國的人才。經過這些年曾國藩的點撥和同僚間的切磋,加上自己的砥礪,薛福成相信早就精通“文事”的自己已能望負“兵事、餉事、吏事”,他希望自己能像多年來一批一批膺獲朝廷大用的同僚那樣,跨出幕府,謀求實職,擔任重任,去干一番轟轟烈烈的大事業。然而同治十一年(1872年)3月12日,曾國藩在南京病死,幕僚們各奔東西,薛福成因資歷尚淺,也沒有顯示過人的才學,又沒有靠山,所以未被朝廷錄用。這樣,薛福成只能將一腔抱負暫且收起,在幫助曾國藩的長子料理完喪事后,便雇了兩輛馬車,載著自己珍愛的書籍和文稿,徑向蘇州駛去。薛福成途經故鄉無錫,也過門不入,匆匆抵達蘇州書局任職,操持筆耕生涯。 應詔陳言運籌北洋李幕薛福成不得意到了蘇州,但仍然關注社會。他發現昔稱“人間天堂”的蘇州周圍地區如今已十室九空,百物昂貴,生計維艱。他了解到全國各地瘡痍滿目,人民生活較之蘇州更是困苦不堪。他憂心忡忡地看到中國海陸邊疆已是強敵逼境。他不禁驚呼:“嗚呼,中國不圖自強,何以善其后!” 薛福成覺得,在這劇變時代,必須講求變革,興辦洋務,向西方學習自強之術,薛福成認為直到如今,朝廷仍舊一味因循守舊,強調什么“政事非成例不能行”,“人才非資格不能進”,士大夫們還是在八股、試帖、小楷上耗費時日,用非所用,一味到有人講求洋務,便大驚小怪,以為是狂人狂言,群起而攻之。長此下去,外國日強,中國日弱,后果不堪設想了。薛福成希望朝廷不遺余力興辦洋務,自強求富。然而,像他這樣沒有實職的五品微員,是沒有向朝廷上書言事的資格的。薛福成在耐心等待合適的時機。 同治十三年(1874年)底,同治帝病故,四歲的光緒帝載湉登基。按照官場的規定,薛福成在次年春天從蘇州前往北京晉謁新皇帝,路過山東濟南,便去看望在山東巡撫丁寶楨處當幕僚的弟弟薛福保。在這,薛福成從邸鈔上讀到了一份“懿旨” ,引起他的注意。這是在同治皇帝死后,垂簾聽政的東西兩宮皇太后為了在帝王更替時期穩往政局,以兩宮名義頒布的區別于皇帝名義頒布的諭旨的“懿旨 ”,懿旨決定廣開言路,諭令朝廷內外大小官員向朝廷建言,以便供朝廷采摘實施。薛福成大為振奮,遂應詔陳言,揮筆疾書,將自己為補救時弊、變通舊法的對策,概括成“治平六策”和“海防密議十條”,然后將這樣洋灑灑的萬言書請丁寶楨轉呈。 標題是:應詔陳言疏。 薛福成提出的“治平六策”為養賢才、肅吏治、恤民隱、籌海運、練軍實、裕財用,即培養人才,整肅吏治、減輕百姓負擔、修浚運河、訓練精壯步兵和拔擢輪船將才、倡廉崇儉理財節流。這六策是整頓內政。“海防密議十條” 為擇交宜審、儲才宜豫、制器宜精、造船宜講、商情宜恤、茶政宜理、開礦宜籌、水師宜練、鐵甲船宜購和條約諸書宜頒發州縣。這十條密議講的是洋務,是效法西方的“自強之道”,歸納起來,主要有五方面的內容,即改善外交工作、培養新式人才、重視科學技術、加強海軍力量、發展商業、礦業。薛福成的陳言疏,字字意新而確,筆達而圓,事事從淺處、顯處著筆,洋洋灑灑、浩浩落落、易曉易行。它在朝廷影響極大,兩宮太后面諭軍機大臣將陳言疏發給各衙門商議。它也在全國各地力求變革的進步人士中引起了很大的震動,爭相傳抄,成為一時議論的熱點。 而薛福成也一夜知名,洋務派領袖、直隸總督李鴻章立即延請他加入幕府,薛福成從此成為李鴻章的智囊人物,給李鴻章出謀劃策。在這段長達10年的北洋李幕中,薛福成十分活躍,幫助李鴻章處理了不少棘手的事情,最值得一提的是處理總海防司一職之爭。 第二次鴉片戰爭結束后 ,英國為了保證獲得中方賠款,強迫中國答應由英國人擔任總稅務司來管理海關,控制關稅。光緒五年(1879年),擔任海關總稅務司的英國人赫德裝出熱心為中國辦事的模樣,一再給清廷上有關籌建海軍的條陳,其目的是要控制中國的海軍。清政府認為如能用英國人掌管海軍,或許會杜絕日本等國的欺負,而且利用英國的力量,也能將海軍迅速籌建起來。因此決定讓赫德兼任總海防司,負責添購艦艇、選用洋將,總管中國的海防。 薛福成認為,赫德這個人陰鷙專橫,倘若兵權財權由他一人包攬,這真同如虎添翼,難以控制,后患無窮。但是朝廷已有正式任命,薛福成考慮后,便對李鴻章分析不能任命赫德擔任總海防司的理由,并提出了一個計謀。薛福成認為,只要清朝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正式行文通知赫德,表明總海防司這一軍事要職十分重要,要赫德親赴海濱專司練兵。因此,赫德的總稅務司的這一肥缺就不能不讓給別 人擔任。薛福成料定,貪財成性的赫德在這種選擇中決計不肯舍棄總稅務司這 一職務而去就任實地操練海軍的總海防司的苦差使。這樣,朝廷使命赫德為總海防司一事就成了一紙空文。李鴻章聽了連連點頭,便叫薛福成起草給清廷的奏折,陳述由赫德兼任總海防司的危險,提出補救之策。朝廷依計行事。果然,赫德在接到要他親赴海濱訓練海軍公文后,為了不丟掉海關大權,而忍痛表示放棄總海防司的要職。中國的海軍大權終于沒有為外國人所控制。由于薛福成的才華卓著,薛福成終于被朝廷實授為四品寧紹臺道,從此,他徹底告別了盤桓近二十年的幕府生涯,在晚清政治舞臺上一顯身手。 光緒十年(1884年)初夏,薛福成在進京陛見之后,立即南下赴任。他先到省城杭州參見了浙江巡撫劉秉璋,然后就來到治所寧波。道臺是中級地方官員,薛福成出任的寧紹臺道,不僅要監察寧波、紹興、臺州三府的官吏,要“備兵防海”,保衛地方安全,而且因為寧波是國內的重要商埠和最早開放的國際通商口岸,所以還要監督鎮江、寧波兩個收入巨大的海關。薛福成深感責任重大。就在薛福成赴任之際,由于法軍挑釁,中法軍隊在越南的諒山發生了武裝沖突。法國政府乘機訛詐,向中國發出最后通牒,要中國立即從越南撤兵,賠償兵費兩億五千萬法郎,并派海軍中將孤拔率領遠東艦隊,闖入中國沿海,準備攻占一兩個港口,作為賠償的抵押。在這種形勢下,清政府被迫頒布了沿海戒嚴的命令,由于浙江的門戶就在寧波城東約50里的鎮海海口,清朝陸海軍就在寧、鎮地區布防。這些部隊由浙江提督歐陽利見統率,而遙受浙江巡撫劉秉璋的指揮。劉秉璋駐在省地杭州,要直接指揮寧、鎮前線的軍隊不無困難。他了解薛福成的才干,便在寧波設立由薛福成負責的海防營務處,凡是巡撫的號令、方略,前線的戰守機宜,全部由營務處傳遞或處理。薛福成受命后,便立即趕赴鎮海,視察前線的防務,會商防務計劃。正當薛福成等千方百計地加強防務,不讓法國軍艦闖入鎮海口時,在福州的封疆大吏們卻不作充分的戰斗準備,坐視法艦一艘接一艘地闖入閩江海口。光緒十年(1884年)8月23日,法國艦隊發動突然襲擊,在半小時內擊沉了福建水師的七艘兵艦。至此,清廷被迫向法國宣戰,中法戰爭正式開始,緊鄰福建的浙江上空戰云密布,薛福成進一步加快設防的步驟。薛福成采取的主要措施是:第一,通過釘樁、沉船,安放水雷來堵塞鎮海海口,以防敵艦侵入,對前沿的炮臺、工事作進一步的加固和偽裝,鞏固防務,并迅速完成電報線從寧波架到鎮海的工程,使前線與杭州、寧波可以瞬息呼應,指揮便捷。第二,針對定海這個南北交通要沖孤懸海外、四面受敵、一時難有防備之良策的情況,利用1846年時中英簽訂的一個保護舟山的舊約來“以夷制夷”,遏制法國對定海的進犯,使法國不能以定海為侵略基地。薛福成知道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英軍退出舟山后,英國為了獲得在舟山的特殊權益 ,強迫中國簽訂了一個侵害中國主權的保護舟山的條約,其中第三款是中國不把舟山讓與別國,第四款是如有別國攻打舟山,英國必為保護。于是,他急請朝廷通知英國公使要遵守舊約,同時自己也反復勸諭寧波的英國領事向英國政府進言,并且由幕僚起草,自己反復修改,寫成《英宜遵約保護舟山說》,文章對英國朝野曉之以理,即像英國這樣的頭號強國必須按照國際公法遵守舊約,同時又動之以利,強調假如法國占據定海,香港的貿易必定會衰落,英國利益大受損害,然后將文章譯成英文后,寄往倫敦各個報館刊登。經過這番活動,英國朝野果然輿論嘩然,紛紛要求履行舊約。英國駐上海總領事也奉政府之命,與法國駐華公使達成了英國不宣布保護舟山以妨礙法國行動,但法國也決不進攻舟山的秘密協議。由于定海始終在中國手里,沒有成為法國的侵略基地,對浙東沿海的防衛成功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第三,以一定的酬報預先雇定上海熟悉甬江水道的四位外國領水員,使他們保證不給法艦領航。他又號召軍民顧全大局,團結一心,同仇敵愾,一致對法。同時將法國在寧波的傳教士集中到寧波城北或者遷往上海,派兵保護,暗中監視,清除隱患。薛福成通過實施這些措施,大大提高了浙江的防務水平。 光緒十一年(1885年)2月底,法國遠東艦隊頭目孤拔親率軍艦四艘,駛向鎮海。薛福成趕緊命令撤去口外沙灘、暗礁的燈塔和浮標,沉船堵塞鎮海口,他又從戰爭的全局出發,要求臺灣、福建的中國軍隊在法軍主力集中到鎮海的當口,乘機反攻,收復臺北的失陷地區,奪回法國艦隊賴以補給燃料的基隆煤礦,從而朽合浙東的抗法斗爭。3月1日下午,鎮海海口各炮臺的勇士對駛向鎮海口的法國軍艦奮力炮擊,浙東戰股就此拉開,由于防務嚴密,以密集凌厲的炮火擊退了法國軍隊的數次進攻。法國要攻直鎮海,不僅受阻于堅實的防線,而且無論在當地或上海,懸賞六萬兩銀子也召募不到領港的好手,它派出的探測航道的小船又經受不起凌厲的炮擊而往往被擊沉或擊退。 它又因英法秘密協議而不能去攻近在咫尺的定海,只能在海面游蕩。而薛福成則積極設法對敵軍發動騷擾和進攻。 清軍統領錢玉興于3月20日率領敢死隊,秘密地把八門后膛小炮運到前沿,在夜半突然向敵艦開炮,結果擊中五炮,殺傷了很多敵軍,據說孤拔就是在這次夜襲中負傷的,不久便傷重而死。法國艦隊在鎮海口外一直停泊了45天,直到中法和談告成后才退往外洋。在這場中法戰爭中,法國陸軍在越南、臺灣等地屢次被中國軍隊殺得大敗,而法國海軍起初全殲福建水師、擊敗南洋水師,氣焰甚為囂張,然而法國艦隊卻在鎮海口屢戰不利,損失慘重,遭到了意外的失敗,這是薛福成和廣大愛國軍民盡忠報國、精心籌防、抗擊法軍創造的佳績。中法戰爭結束后,薛福成對鎮海海戰的勝利,并不感到滿足,他繼續籌集資金,建臺添炮,在鎮海口大修國防工事,努力使“全浙門戶,永臻穩大。” 薛福成嫻熟洋務,關注國際大事,他經常就外交問題上書言事,這一點早已引起許多洋務官僚的注意,早在光緒元年(1875年),朝廷在遴選出洋的使節時,洋務派大員丁寶楨、郭嵩燾就先后上疏,保薦薛福成,說他博學多通,識略閎深,精習西洋地勢制度,可勝任公使,只是由于李鴻章將他攬入幕府而作罷。經過這些年政治經驗的積輕和官階的上升,朝廷對薛福成也更看重了。光緒十五年(1889年)5月, 因出使英國、法國、意大利、比利時四國公使的劉瑞芬三年任滿,朝廷對薛福 成賞二品頂戴,以三品京堂候補的身份擔任出使英、法、意、比四國大臣。 當時,出使國外并沒有什么美好的結局。1876年代表朝廷出使西方的郭嵩燾,就遭到了國內頑固勢力的攻擊和誹謗,說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離開父母之邦,郭嵩燾最后落得一個罷官回鄉、抑郁而終。出使法國的曾紀澤主持與俄國的修約談判,收回了伊犁,但最后同樣免職回國,以致曾紀澤一腔熱血 ,寢食難安。然而薛福成深知外交工作對國家民族的重要性,因此,明知危途,卻絕不畏葸不前。他在進行了充分的準備后,帶著一行隨從于光緒十六年(1890年)1月31日晚上8時登上“伊拉瓦底”號輪船,2月1日早晨8時開船,開始了駐外使節的生活。路上,他與自己精心挑選的隨員黃遵憲、許玨、錢恂等人就旅途見聞進行議論,認識到世界之大,天外有天,中國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否定了中國固有的關于中華為世界中心的偏狹地理觀念,認識到香港、新加坡的發展在于洋人善于經營商務,認識到中國一向把商列為四民之末,視作殘民之業是不對的,在今日地球萬國相通之世,國家要發展,經濟要繁榮,一定要學習西方, 以商務為本,不可閉關獨治。 經過一個多月的海上顛簸,薛福成為首的外交使團終于在光緒十六年二月十六日(1890年3月6日)到達法國馬賽港,薛福成舍舟登陸,首次踏上歐洲大陸,實現了盼望已久的睜眼看世界的夙愿。 薛福成走馬上任的第一件例行公事,是向所在國的元首遞交國書,拜會外交部和各國公使。薛福成按照程序,先后奔波于法、英、比、意諸國,薛福成不卑不亢,舉止不凡,各國都表示熱烈歡迎,期間,他還到過德國、瑞士等國 。薛福成在歐洲各國出席酒宴茶會,聽樂觀舞,參觀訪問,觀光游歷,同西方各界知名人士密切交往,廣泛接觸,西方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大大開闊了他 的視野。他集中精力考察歐洲的社會得失,通過對議院、工廠的考察,他悟出 一個道理:歐美國家之所以先進,中國之所以落后,其要本在于制度的不同。 這比他本人在《籌洋芻議》中抒發的識見,大大提高了一步,這時的薛福成已名副其實地成為早期改良思想家。薛福成在出使期間,十分關心保護海外僑胞,力爭在華僑集中的地區設立領事館,就近保護,使僑胞在海外少受欺凌和奴役。他起草了給英國外交部的照會,援引國際公法和各國慣例,聲明中國有權派遣領事分駐英國屬地。薛福成指出:中國恪守國際公法,已允許英國在中國設立了20多處領事館。根據1869年10月23日中英之間的新定條約,有英國允許中國可派官員駐扎英國及英國屬地各口的條款。因此,中國應有權同歐美各國一樣派領事公駐英國各地屬地。后來,英國不得不在原則上同意薛福成的合理要求。在同英國交涉此事的同時,薛福成又向朝廷上了一道《通籌南洋各島設立領事保護僑民疏》,他在奏疏中向朝廷匯報了海外僑胞在世界各地的分布,以及倍受欺凌剝削的狀況,申訴了在各地設立領事館的必 要性和迫切性。在薛福成的努力下,光緒十七年(1891年)秋天,由薛福成推薦,黃遵憲擔任駐新加坡總領事,同時清政府也頒布了幾條保護歸僑的規定,對于海外華僑,不管出洋已經多久,只要愿意回國謀生置業,一律與內地人民同等看待,絕不允許任何人加以刁難或歧視。后來,薛福成又爭取到在南洋之檳榔嶼設立副領 事,以及在緬甸的仰光設立領事館的權利。領事館和領事的設置,終于改變了海外僑胞孤苦飄零、控訴無門的悲慘狀況,終于實現了僑胞們“樹高千丈、葉落歸根”的宿愿。薛福成在出使期間辦的另一件大事是進行滇緬邊境界務和商務的談判。光緒十六年(1890年)6月,薛福成在駐倫敦使館打開以疊五年之前的卷宗,立即被其中的內容深深吸引了。1885年,英國軍隊侵占緬甸全境,將緬甸成為其殖民地。有云南省與緬甸接鄰的中國當然不能不有所表示。于是當時駐英、法大臣曾紀澤便奉命與英國外交部交涉。在交涉中:一是不會侵占靠近中國國境的緬甸地區;二是讓滇緬邊境上的大金沙江作為兩國均可行船的公用之江;三是讓中國在大金沙江西的八募附近立商埠、設稅關。曾紀澤考慮到自己并不確切了解滇緬邊境的情勢,因此表示須待了解情況后再定。然而到了1886年,英國駐華公使在北京與總理衙門正式簽訂的中英緬甸條約中沒有將英方對曾紀澤的三點表示列入條約。薛福成對這卷宗分析后認為,英國這樣做,是想否認過去的三條協議,以便為它以后進一步侵入中國內地劃分滇緬邊界埋下伏筆,如果這樣,后果嚴重。薛福成為此照會英國外交部,重申五年之前中英雙方的三條協議 ,并要求英國真正履行它在中英緬甸條約中每隔十年英國駐緬甸最大的官員要派人向中國朝貢的條款,如期向中國朝貢。 到光緒十七年(1891年)3月,薛福成正式向朝廷上疏,建議由中國主動提出滇緬界務、商務的談判,以免等到英國采取進一步行動后強行談判時受到嚴重的侵害,并自薦擔任中方代表。然而清廷在一開始未予重視,直到光緒十八年(1892年)初,在薛福成一再陳說利害后才答復同意。薛福成掌握了英國在緬甸的工商業家急于同中國通商的心理,便在同英國外交大臣的兩次會商中指出,若不劃定邊界,滇緬之間的商務斷難開辦。這樣,英國外交部為了商業利益,只能改變拖延劃界的策略,同意進行劃界談判。光緒十八年(1892年)2月下旬,英國將一份劃界的備忘錄送到了中國使館,這個備忘錄完全否認三條協議,甚至要將整個中緬界線劃中國境內,薛福成在談判中,從援引國際公法入手,認為大金沙江兩岸綿延數千里的野人山地,是片“不緬不華 ”的中間地帶,按照國際公法,便應由兩國平均分配,中緬邊界應如三條協議中表明的以大金沙江為界。經過兩年的反復談判。在光緒二十年(1894年)3月1日薛福成終于代表中國與英國簽訂了《續議滇緬界務、商務條款》。半個世紀以來的中英交涉,大都是以簽訂不平等條約而結束,而這次談判簽約,薛福成卻以國際公法為依據,既堅韌又靈活,使西洋最強的國家被迫承認中國的合法要求,真是中國辦理外交以來的空前成功。 光緒二十年(1894年)3月,《續議滇緬界務、商務條款》簽訂不久,薛福成任職期滿,光緒二十年(1894年)5月25日晚,他離開巴黎,徑往馬賽,登上了歸國的輪船。7月1日傍晚終于抵達上海。由于薛福成本來就疾病纏身,一路上又飽受紅海的酷熱和閩洋臺風之苦,弄得困頓不堪,所以一到上海就纏綿病榻,7月20日,他忽然感染了流行性疫病,如同雪上加霜,深夜便猝然與世長辭,終年57歲。當時,正值國家多難之秋,中日甲午戰爭已經開始打響,正需人才的時候卻驟失一位棟梁之材,不禁使許多憂國憂民之士十分傷感。20多天后,上海各界人士為薛福成舉行了很有聲勢的出殯儀式,來表示對這位思想家、外交家的哀悼之情。出殯儀式結束后,家人扶著薛福成的靈柩,返回無錫,當年11月間,薛福成安葬在了他的家鄉——太湖之濱的軍帳山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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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快速的近義詞,快速的近義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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