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石器時代考古發掘中，也發現幾例。如果有一天秦始皇陵被發掘，那將是震驚世界的一大發現，而且是空前絕后的考古發現，先秦時期，常常將方位、族群和政權統稱，并沒有十分嚴格的區分，在甲骨文發現之前，研究先秦史所依據的，還主要是二十四史和其他傳世文獻。

1、商周時期的鬼方是什么國家，有考古發現嗎？

關于鬼方的探討，實際上還并無定論。但可以肯定的是，商代的鬼方是一個集民族、政權和地域于一體的稱謂，如今許多人習慣將有別于中原政權的族群，概稱為“少數民族”。這樣的稱呼實際上是不甚允妥的，事實上，曾經許多像鬼方這樣的古代民族，在人口和勢力方面，也不見得就是“少數”。而且，“少數民族”是一個近代概念，套用于古代，并不合適，

關于鬼方的研究，著實復雜。在長達近一個世紀的時間里，出現了多種不同的觀點，先秦史、古文字、考古學和民族學等不同的專業，以及各自專業內的不同學者，都曾提出過各自的觀點。而這些研究成果，也絕非三言兩語能夠介紹清楚的，但通識性知識中的“鬼方”，是一個與商王朝敵對的游牧民族，處于西北地區。這是基本沒有問題的，也是高中歷史教材所選取的學術主張，

那么，歷史上的鬼方究竟在哪里呢？她又是一個怎樣的民族或政權呢？這是一個困擾學界的難題。在甲骨文發現之前，研究先秦史所依據的，還主要是二十四史和其他傳世文獻，因而對于先秦古族的認識，往往是十分模糊的。后來，隨著甲骨文的發現，極大地豐富了先秦史研究的史料，同時也引發了一系列的學術爭議，對于鬼方的研究，亦是如此。

甲骨文大家、二重證據法的首倡者，王國維先生在《鬼方昆夷儼猶考》一文中，首先利用甲骨文、金文資料與傳世文獻相對照，比較嚴謹地勾勒了鬼方古族的歷史，但限于當時材料所限，最初的認識還是比較模糊的，也有一些訛誤。后來，王玉哲先生發表了《鬼方考》一文，指出了王國維文中的一些不足，并提出鬼方在今山西南部地區，之后，王玉哲又在《鬼方考補正》一文中，進一步完善了自己的認識，基本把問題說清了。

事實上，王國維與王玉哲兩位先生，都是主張鬼方是一個位于西北的古代民族，只是，在族屬和具體位置上存在差異，而這種認識，也是目前關于鬼方的主流認識。歷史上的鬼方，是一個非常強大的游牧民族，在商王武丁在位時，曾耗時三年才攻克這一勁敵，足以想見，當時鬼方勢力之強。正如開篇所講的，鬼方是一個具有民族、政權和地域概念的稱謂，它與甲骨文中的“鬼方”還有一定差異，

甲骨文中提到的鬼方，主要是商王朝的敵對勢力，也是對商政權構成威脅的那一部分。事實上，鬼方這一族群的分布范圍，應該要更廣泛一些，先秦時期，常常將方位、族群和政權統稱，并沒有十分嚴格的區分。而商代的鬼方一詞，也是如此，加之隨著時間的推移，鬼方這一群體也存在著分化和遷徙。特別是在商王攻克鬼方后，這一族群的一部分臣服于商王，另一部分則被迫遷徙，

所以說，商代的鬼方的核心分布范圍，應該在山西南部地區，而整個族屬分布范圍，則要更為廣泛，主要以太行山西麓為聚集地，在山西、陜西等地多有分布，并曾進一步向西、向北遷徙。至于鬼方族群的考古發現，從理論上來講應該是存在的，但實際上也很難界定，沒有任何一個學科是萬能的，考古學也是如此。特別是在界定先秦古族的文化遺存時，更是充滿了重重困難，

由于沒有明確的出土文獻作為支撐，只能采用合理推測來分析文化遺存的族屬。比如，有人推斷李家崖文化為鬼方族的文化遺存，但這種假說是否能夠成立，還有待于更多的研究來證明，因為，盡管李家崖文化在時代、地域和風格上，具有商周時期的游牧文化特征，但必須注意的一點是，因為當時許多古族存在復雜的混居和遷徙情況，此處也絕非僅有鬼方一族，諸如土方等古族也曾在此活動。

2、先秦歷史時期，音樂有著怎樣的歷史發展？有考古出土的樂器實物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