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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收入分配差距的存在原因

中國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擴大的原因有多種，具體而言，可以歸納為以下幾種：(一)歷史原因新中國成立后，出于種種原因，中國選擇了重工業優先發展的戰略。作為一個脫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農業國家，中國的重工業優先發展的戰略主要是要通過農產品統購統銷制度，工農業產品價格“剪刀差”，低價收購農產品，將農業剩余轉化為工業利潤，再通過嚴格控制工業部門的工資水平，把工業利潤轉化為財政收入。此外，國家還通過農業稅收入和農業儲蓄等渠道獲得了大量資金積累。根據周其仁(1994)的估計，在1952~1982 年期間，國家通過價格剪刀差、農業稅和農民儲蓄凈流出三條渠道，從農村獲取6127 億元的剩余，相當于1982 年全部國營企業的固定資產原值。同時，人民公社制度和城鄉二元分割的戶籍制度成為政府的長期制度，戶籍制度把農村勞動力禁錮于農村和農業，城市職工報酬以及享受的城市居民的各種福利保障遠遠高于農村可比勞動力，這種城鄉隔離的二元經濟結構導致改革前城鄉居民較大收入差距的長期存在，也形成了城市居民的利益剛性和改革后的城市偏好。(二)分配體制的原因中國現階段實施的是完善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各種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的分配制度。在這種分配體制下，個人收入量的多少，不僅與自己的勞動貢獻大小正相關，而且還與自己所擁有的物化生產要素多少正相關。是否占有物化生產要素及其量的多少和質的高低，便成為影響人際間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不同要素所有者占有要素的數量與質量差異面對個人收入差距影響巨大。如果在勞動收入大致均等的條件下，收入差距主要由財產性收入高低而拉大。隨著市場經濟的建立和不斷完善，人們的財產性積累差距加大，因而財產性收入差別也不斷擴大。據統計，2001 年前20%的人擁有80%的銀行存款，而80%的人僅占銀行存款的20%；而在20 世紀90 年代，有人根據城鎮居民抽樣調查資料推算，30%的富裕人口占有居民儲蓄存款的47%。(三)經濟體制轉軌的原因轉軌時期的一個重要特征，就是舊體制雖然已經開始打破，但新體制卻還沒有真正建立起來。一些人利用自己所處的有利地位，如掌握重要的經濟信息、獲得特定的市場準入權，對重要的、緊缺的商品享有控制權等等，進行種種形式的設租與尋租活動，牟取了雙軌體制給他們帶來的巨大利益，據為已有。另外在轉軌時期，市場機制的作用范圍沒有得到完全延伸，一些領域里還存在行業性壟斷，由此而產生的壟斷收入，其級差部分理應由國家占有，而事實上卻沒有得到很好地調節，從而導致了行業之間、部門之間個人收入的極不平衡。(四)國有企業改革的原因改革發展至今，國有企業的改革并沒有取得根本性突破，國有資產的保值增值機制、對經營人員的收入風險機制，沒有真正建立健全，因此造成了國有企業經濟效益的下滑，國有資產的大量流失。個別企業成了某些人把公有財產轉化為私有財產的一種復雜的中介環節，這樣，就為少數人暴富提供了經濟來源，所謂“廟窮方丈富”就是這一情形的生動寫照。(五)社會保障體系不健全的原因中國的社會保障制度存在著覆蓋面小、資金渠道狹窄、管理服務社會化程度低等問題的存在，無法適應不斷發展的新體制需要。中國的社會保障體制是建立在城鄉二元隔離基礎上的，造成了城鄉社會保障的巨大差別。城市實行高就業、高補貼的社會保障制度，大多數居民享有較高程度的社會保障，而農村則以傳統的家庭保障為主，其保障水平遠低于城市。中國城市中的社會保障水平是以所有制劃線的。國有企事業單位的職工有較高和較全面的保障，集體企業和單位的職工所享受的社會保障則要相對低一些，個體工商業者則基本不享受社會保障。這種以所有制為線的社會保障待遇差別也是失之公允的。而國有企事業單位的職工又恰恰是收入較高的一批人，國民收入的再分配又向這些人傾斜，更加大了收入分配差距。(六)稅收調節不力的原因國際經驗證明，個人所得稅在調節社會收入分配方面能夠發揮獨特的作用，但目前中國個人所得稅制度還不夠完善。另外，個人所得稅所需要的征管條件目前還不完全具備，從稅務部門本身來講，也需要進一步強化征管力度，嚴格征收管理。除個人所得稅外，中國還沒有建立針對個人財產存量及其轉移進行調節的收益類稅種，比如不動產稅、遺產與贈予稅。再如，適應現代經濟發展和社會變革需要的社會保障制度既不統一，又不健全，在資金籌措上沒有采取國際上通行的開征社會保障稅的方式，政出多門，效益低下。由此造成政府以及社會對國有企業下崗職工的安置及其生活困難問題的解決缺乏必要的財力保障。

收入分配差距的存在原因

2，我國收入分配差距過大有哪些危害

轉載以下資料，僅供參考：一、收入差距過大，會導致內需不足，阻礙經濟增長。進入20世紀90 年代以來，隨著我國市場供求狀態由賣方市場向買方市場轉變，推動經濟增長的主要力量便由投資需求轉為消費需求。統計資料表明，在1990—1993年的經濟起動和回升階段，最終消費需求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達到55%以上,但1994年以后的貢獻率則呈明顯下降趨勢，其中1997年為36%，1998年為33%。其主要原因是消費市場疲軟、內需嚴重不足。而內需不足在很大程度上是收入分配問題造成的。根據凱恩斯的消費函數理論，消費和收入之間的關系可以表述為：C=a +bY，其中，C表示總消費需求，a 是一個常數，表示自發消費，b表示邊際消費傾向，Y表示可支配收入。由此可見，消費水平的高低主要取決于兩個因素：一是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二是邊際消費傾向。消費水平的高低與收入水平以及邊際消費傾向都呈正相關關系。然而，根據邊際消費傾向遞減規律，隨著收入水平提高，邊際消費傾向有不斷下降的趨勢。也就是說，收入水平越高的人邊際消費傾向越低，而收入水平越低的人邊際消費傾向越高。因此，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收入分配差距越大，邊際消費傾向越低。同時，收入差距的擴大會使廣大中低收入者感到貧困感和危機感加深，變得消費信心不足，致使消費的預期不良，進而使消費傾向更加降低。從我國近些年的實際情況來看的確如此，1995年邊際消費傾向為0 . 845，1996年、1997年分別下降到0. 733、0 .576，時致今日仍沒有回升的趨向。消費傾向下降會最終導致消費需求不足，從而制約經濟的持續增長。二、收入差距過大會影響經濟結構的優化。從產業結構變動與發展的情況看，如果收入差距過大，需求必然呈現兩個極端：低收入者把絕大部分收入都花在“必需品”上，而高收入者則傾向于“高檔品”消費。由于“高檔品”的生產一般要求有較高的技術和較多的資金，而這些技術和資金又遠非發展中國家自身所能解決，他們的偏好很可能會導致國內收入的外流。結果，一方面造成本國資金的短缺，一些必須大力發展的產業因資金缺乏而得不到發展；另一方面，一些市場需求并不大的產業卻迅猛發展，造成產業結構脫離國情的過度升級。目前，我國我國收入差距對經濟結構的負面影響突出表現為城鄉差距過大導致的消費斷層以及某些產品過剩和某些產業過長的問題上。資料表明，1997年，城鄉居民人均生活費收入之比是2. 51：1，而消費水平之比是3. 1：1，農村居民和城市居民之間巨大的消費斷層從時間上看至少有10年以上的差距。城鄉居民這種巨大的消費斷層，導致高檔消費與低檔消費難以有效銜接，無法形成相互承接的消費梯度，使得城鎮市場已經趨于飽和的高檔耐用消費品無法向農村市場轉移，阻礙了國內需求的有序擴展和升級，影響了經濟結構的優化。三、收入差距過大會使民眾的相對剝奪感增強，威脅社會穩定及社會安全。民眾的相對剝奪感是指民眾將自身與周圍其他參照群體進行比較后的心理感受。在不同參照群體的對比下，由于差距的存在，個人和群體很容易產生一種自己的利益受到了“剝奪”的感受。收入差距擴大給民眾帶來的這種心理反應就是相對剝奪感增強。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快速發展，民眾的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然而，人們對生活的滿意程度并沒有隨著生活水平的提高而提高，相反，很多人仍感到自己很貧困，自己是窮人，自己的利益受到了“剝奪”。社會上曾一度流傳的“端起碗來吃肉，放下筷子罵娘”，就說明了民眾的這種心態。應該承認，收入差距的存在并不一定引起人們的不滿，相反，如果收入差距來自于被人們認可的原因，如勞動貢獻、知識能力、個人天賦、個人機遇等，它不僅不會引起人們的不滿，反而會成為提高效率的激勵因素。民眾的相對剝奪感很大程度上是對不正當致富的不滿。現在許多民眾一提起致富，就想到權錢交易、以權謀私、貪污受賄、違法亂紀等非正常手段。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系曾在北京和石家莊兩地完成一項調查，問：“您認為在目前社會上的一些富人中，有多少人是通過正當手段致富的？”，結果，回答“很多”的僅占5 .3%，回答“較多”的14. 5%，回答“不太多”的占48. 5%，回答“幾乎沒有”的占11. 7%。由此可見，正是不正當手段致富才引起民眾的強烈不滿，并使他們在心理上將現實中的收入差距進一步放大。此外，一些暴富者有著強烈的暴富心理和暴富之后的露富心態，由此在社會上引發一股奢侈糜費之風，使得一些人即使“碗里有了肉”但在富豪們的映照下，他們的自我感覺也不會太好。這些人尚且不能滿足，更何況那些處于溫飽或貧困狀態的人們，他們的被“剝奪”感必然被強化。隨著收入差距的不斷擴大，民眾的心理失衡程度也會隨之加劇。如果沒有適當的方法予以疏導，那么在一定的氣候下，就可能引發社會沖突和動蕩，威脅社會穩定及社會安全。四、收入差距過大會導致社會失范現象嚴重。市場化改革以來，中國經濟持續快速發展，社會也取得了很大的進步。但與此同時，人們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到，社會經濟秩序變得不穩定了，社會規則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和沖擊，無視規則、沖擊規則、褻瀆規則、曲解規則、甚至自立規則的現象屢見不鮮，“失范”成為轉型中國社會的一種突出社會現象。如做官的貪污受賄、以權謀私，行醫的動手術要“紅包”，為師的向學生亂收費等各種各樣道德失范日益突出，導致職業道德淪喪和行業風氣敗壞；市場上商業欺詐不絕于耳、假冒偽劣充斥市場、偷稅漏稅變本加厲、證券市場違規操作等社會失范現象愈演愈烈，導致市場信用成為中國目前最為稀缺的資源；走私販私與日俱增，更加加劇了社會秩序的混亂。毋庸置疑，社會失范并非轉型中國的特有現象，巨大的社會變革和社會轉型中的文化沖突、價值震蕩，是任何國家在現代化過程中都面臨的問題。對于導致社會失范的原因在理論上有多種解釋，如社會分化和社會流動、競爭手段和路徑多元化、社會地位分配規則改變、社會獎懲機制松懈等。但目前我國出現的各種社會失范現象從社會根源來看則是收入差距擴大。這是因為：第一，收入差距的擴大意味著更多窮人的出現，當這部分會地位和收入的下降出了他們的承受能力時，在強烈的貧富反差下會產生嚴重的心理失衡，進而產生對社會的抵觸情緒甚至是反社會的仇恨心理，這部分人形成了社會失范的現實群體或潛在供應群體。如當前的城市農民工犯罪問題就是典型的例子；第二，目前雖然不少人的高收入并非通過正當手段取得，但他們仍然可以堂而皇之地生活，并享受與之相對稱的社會地位,這無疑在社會上有著強烈的”示范效應”,導致更多的人在發泄不滿的同時,也被迫或主動采取不合理甚至不合法的方式謀取個人財富,致使社會失范現象叢生這正如美國社會學家默頓在解釋社會失范時所說的,“當人們用社會認為合法的制度化的手段不能實現自己的文化目標時,就會采用不符合社會規范的手段來實現自己的文化目標,這樣社會失范便產生了”。一個社會的發展和進步,良好的社會秩序和有效的社會管理是必要條件.如果任由失范現象肆意蔓延,必將形成對我國現代經濟環境、經濟系統、經濟運行的強大沖擊,甚至構成對社會經濟秩序改革的隱性破壞機制,并最終導致改革開放的社會成果消失殆盡。五、收入差距過大會威脅國家政權的穩固和國家統一。收入差距過大不僅會影響經濟增長和社會穩定,而且會威脅到政權的穩固,甚至有導致國家分裂的可能。這主要是因為：第一，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最大的優越性是共同富裕，這是體現社會主義本質的一個重要方面。然而，在現實生活中我國已經由20多年前一個平均主義盛行的國家變成一個收入差距很大的國家，這在很大程度上會影響民眾對政府、對改革的信任。第二，目前許多不公正、非法、以及腐敗收入大多與某些政府機構掌握權力的公務人員有關，盡管這只是個別行為，但公眾通常會把這種行為歸結為政府行為，從而對政府的信任度進一步降低。第三，收入差距過大特別是地區差距的擴大，直接威脅著少數民族與漢族、邊疆與內地、東部與西部人民之間的團結和感情，給境外敵對勢力“分化”、“西化”我國制造借口，從而會弱化中央政府的控制能力，對國家統一構成威脅。另外，發展中國家現代化的經驗也說明，沒有一種政權可以在經濟嚴重不平等的條件下維持政治穩定。西方學者亨廷頓曾考察30 多個國家收入不平等與政治動亂之間的關系，發現18個國家中，基尼系數（衡量社會收入分配狀況的指標。該系數界于0— 1之間，數值越大，表明社會成員之間的收入差距越大，反之越小）與死于政治沖突的人數的相關關系為0.34。這對于中國這樣一個素有“不患寡而患不均”傳統的國家來說不能不引起警惕。總之，當前我們遇到的許多矛盾都同收入差距過大有直接關系，甚至有些矛本身就是盾收入差距過大的直接結果。因此，我們必須采取切實可行的措施加以解決，以保證改革有條不紊地進行。總之，當前我們遇到的許多矛盾都同收入差距過大有直接關系，甚至有些矛本身就是盾收入差距過大的直接結果。因此，我們必須采取切實可行的措施加以解決，以保證改革有條不紊地進行。

我國收入分配差距過大有哪些危害

3，如何縮小收入分配差距

　　針對當前城鎮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問題，要遵循“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原則，對收入差距的程度進行科學合理的調控，調節高收入階層的收入，擴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提高低收入群體的收入水平，逐步建立規范有序的收入分配機制，把收入分配差距控制在適當范圍內，以達到縮小收入差距，實現共同富裕的目的。　　(一)按照科學發展觀的要求，調整財政支出結構，逐步實現“以人為本”。積極調整財政支出結構，縮小行政管理經費支出，減輕財政支出壓力;適當增加居民收入支出，增加社會保障支出，特別是加大地方財政對社會保障的投入力度，逐步把社會保障支出占財政支出的比例提高到15%—20%，使財政支出成為解決社會保障基金的主渠道;加強對低收入群體的扶持力度;增加社會就業投入，增加教育培訓投入，提高居民素質和就業能力;加大財政轉移支付力度，重點支持貧困群體。　　(二)完善稅收制度，強化國家稅收對收入分配的調節職能。通過完善稅收政策，建立一個綜合協調配合，覆蓋居民收入運行全過程的稅收調控體系，以充分發揮稅收在個人收入分配調控中的職能作用。為強化稅收對個人收入分配的調控功能，應逐步確立以個人所得稅為主體，以財產稅和社會保障稅為兩翼，以其他稅種為補充的個人收入稅收調控體系。　　(三)深化工資分配制度改革，調整收入分配制度，從體制上縮小行業、部門間不合理的收入差距。應堅持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把按勞分配同按生產要素分配結合起來，建立健全收入分配的激勵機制和約束機制，規范社會分配秩序，強化收入分配稅收調節功能。加強對企業、事業、機關單位工資分配的監督檢查，加強對壟斷行業收入的監督和管理，規范支付行為，整頓工資分配秩序，逐步解決由于體制所造成的行業間工資差距過大的矛盾。　　實施“陽光收入工程”，規范津貼補貼制度，規范、清理、歸并各單位自行建立的津補貼，實行統一標準、統一管理，通過對機關事業工資外收入發放水平實行總量調控，逐步縮小機關事業單位之間的收入差距。建立正常的地方增資機制，完善工資福利制度，積極推進福利待遇貨幣化、工資化改革。建立地區津貼制度，把住房補貼、交通補貼和地方性補貼等納入工資收入，促進機關事業單位工資水平的合理增長。同時采取經濟、法律和行政手段，有效調節地區之間機關事業單位職工收入差距。　　要完善個人所得稅制度，改變目前所得稅征收與家庭消費脫鉤的狀況，建立普遍的個人所得稅年度申報制度。要借鑒國際經驗，開征財產稅、遺產稅、贈予稅等稅種來縮小財產分布上的差距，通過拓寬對奢侈消費品等項目的稅基、制定合理的稅率和建立有效的征管機制，提高個人所得稅和消費稅占全部稅收收入的比重。要完善具有財產稅性質的車船使用稅、土地使用稅等，適時出臺社會保障稅，充分發揮稅收在“限制高收入”和“保障低收入”兩方面的調節作用。對存量資產開征房地產稅，對個人的投資收益開征證券交易稅等，使稅收對個人收入分配差距的有效調控覆蓋全過程，形成對收入分配的完整的調控體系，縮小規避稅收調節的空間，發揮稅種作用的互補，確保收入差距保持在一個合理的范圍。要加快建立鼓勵投資、創業的機制，把高收入者的財富引導到發展國民經濟上來。　　(四)調整財政扶貧政策，完善城鎮社會保障制度，縮小不同階層收入差距。建立健全社會保障制度是解決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主要手段之一，通過補助低收入者來實現收入分配公平化。要加強對貧困群體的扶持力度，對城鎮貧困群體作為財政重點扶持范圍，增加用于提高貧困人口素質和貧困人口的教育水平方面的財政投入。同時，允許企業和個人捐贈的扶貧資金在所得稅前扣除，廣泛吸納各類社會資金參與扶貧開發。全面實施城鎮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有效解決貧困問題。切實保障低收入階層的基本生活，進一步健全和完善投資主體多元化的社會保障體系。對社會弱勢群體的基本生活、住房、醫療、養老等方面予以保障，完善和落實職工最低工資標準，加強城鎮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力度，將符合條件的困難群眾全部納入保障范圍，做到應保盡保。建立城鎮低保標準正常增長機制，使低保水平與當地的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同步提高。落實城鎮低保動態管理，根據家庭收入情況及時調整低保金和入保出保的家庭，使低收入群體真正享受到經濟發展帶來的實惠。　　(五)增強政府轉移支付能力，逐步形成規范有序的管理體制和運行機制，縮小不同地區收入差距。政府不僅要加大轉移支付的力度，而且調整轉移支付的結構與方向，建立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相互分工、各有側重、城鄉一體的轉移支付體系。從目前我國的實際情況看，政府的轉移支付重點除了加強對農業的轉移支付，要加強對保護生態環境的轉移支付，即通過對生態環境保護區的補貼，彌補該地區城鎮居民因保護環境而損失的收益;對特殊群體的轉移支付，即通過建立相關社會基金，對失業者或收入不足以維持生計者給予救濟或補貼。　　進一步加強對貧困的縣級城鎮扶持力度。建議重新統計核定貧困縣級城鎮的數額，特別是對欠發達地區及貧困地區的貧困縣級城鎮，根據它們的特點，制定相應規劃和計劃，采取針對性的配套措施或重點扶持政策，如加大中央和地方政府對貧困縣級城鎮的轉移支付;加大對它們基礎設施，生態保護，基礎教育，衛生醫療、生產項目等的財政扶持;出臺鼓勵發達地區對貧困縣鎮的結對幫扶政策等。加快西部開發和中部崛起戰略步伐，縮小地區經濟差距。國家應加大對西部地區的轉移支付，加強中西部地區基礎設施建設，鼓勵外地投資者到中西部投資，通過各種形式增強中西部地區的經濟實力，以經濟發展帶動中西部居民收入的增長，縮小與東部發達地區居民收入的差距。　　(六)加強宏觀調控，規范市場秩序，抑制壟斷性經營收入和非法收入。建立規范的市場競爭機制，增加市場開放度，加強對經濟活動中壟斷成分的限制和管理。借鑒成熟的市場經濟國家的經驗，提高壟斷行業的市場準入程度，引入競爭機制，以法律和規則的形式，縮小國家壟斷性行業的范圍，減小壟斷行業與非壟斷行業之間的收入差距。要建立特許經營制度，規范壟斷收益分配，對各種領域的國家特許經營機構征收特許經營權收入稅，采取規范的辦法將留歸部門和企業的壟斷收益收歸國家財政，從而調節因壟斷造成的不合理的行業收入差距，建立公平競爭的社會環境。　　強化對居民收入的宏觀調控，建立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把收入差距控制在合理的范圍之內。要對不同性質的收入采取不同的調節政策：保護合法收入，同時加強治理整頓不合理收入，規范價格行為和收費行為。對各種體制漏洞和不合理的收入分配政策，要通過改革進行全面清理和調整。還要堅決取締非法收入，對侵吞公有財產、偷稅逃稅、權錢交易等非法牟利行為，必須依法嚴懲。要通過立法規定公務員個人財產申報制度，增強公務人員辦事過程的公開性、透明性和程序性，完善權力的制約機制，完善稅法，加強征管，逐步消除非法收入形成的條件與環境。以《行政許可法》的實施為契機，加快政府改革，減少審批項目，減少政府對經濟活動的干預，降低因“尋租”和“共謀”等濫用權力的行為獲得不當利益而引發的貧富差距。　　(七)積極促進充分就業，提高城鎮低收入居民的收入水平。解決低收入群體問題，關鍵是幫助他們增強自身“造血”的功能，解決就業問題。一是政府應繼續提供和增加對就業技能要求低的公益性崗位，幫助下崗職工度過難關。二是加大培訓投入力度，提高知識水平。各級政府要投入一定的資金，采取各種形式，加大對普通勞動者，尤其是下崗失業人員的培訓力度，使他們盡快掌握就業的基本技能和必備知識，擴大就業機會和空間。三是鼓勵民間投資，扶持民營經濟，加快發展第三產業，特別是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支持勞動密集型和能源低耗型的第二產業發展，進一步拓展就業渠道，使城鎮居民的總體收入水平得到提高。四是建立有效的社會支持網絡，建立和完善職業介紹機構、勞務市場、人才交流中心和招聘廣告等市場化網絡，增加勞動就業機會。五是要在稅收減免、小額貸款、再就業培訓補貼、增值稅和營業稅起征點等方面給予優惠政策，以增加下崗人員、失業人員的就業機會。　　(八)建立對貧困群體的社會幫扶救助網絡體系。對社會貧困群體除了城鎮最低生活保障的救助外，加強教育、醫療、住房等專項救助，還要動員社會力量幫扶救助，形成一個強大的社會幫扶救助網絡體系。　　加大科教投入，建立教育援助制度。加強對落后地區和貧困群體的科教投入,實行科教扶貧。財政在確保義務教育經費供給的同時，加大職業教育的投入，增加城鎮居民受教育的機會，以提高勞動者的素質，增強他們的就業和競爭能力。建立教育援助制度，建立貧困家庭子女教育基金、助學金和勤工助學制度，完善非義務教育階段困難家庭學生的資助政策,以幫助那些貧困學生完成學業。為落后地區培訓必要的師資，增加對基礎教育的投資，通過提高勞動者的素質，縮小收入差距。　　全面落實城鎮困難居民醫療救助制度。在加強醫療制度改革的同時，完善和建立城鎮貧困家庭醫療救助制度，加大醫療救助資金的投入，擴大救助范圍，提高救助標準。嚴格審批程序，確保城鎮低保對象及特殊困難群眾到醫療服務機構就醫時能夠按規定享受到醫療費用減免政策。　　建立特困群眾住房救助制度。在加大經濟適用房和低價廉租房建設的同時，政府對城鎮低收入家庭的住房困難戶以發放租賃住房補貼為主，實物配租、核減租金為輔的方式保障城鎮最低收入家庭基本居住需求。　　籌備應急救助基金，建立應急救助機制。財政應該每年安排一定的資金，并吸收社會捐款，建立應急救助基金，用于解決群眾因重大疾病、天災人禍等造成家庭突發性、臨時性生活困難。　　鼓勵發展社會慈善機構，建立和完善社會幫扶、捐助制度。從政策上、稅收上、法律上鼓勵發展社會慈善事業，鼓勵單位和個人獻愛心，將社會愛心的涓涓細流匯集起來，形成強大的社會救助力量。鼓勵社會力量積極參與社會救助，積極開展全國范圍的社會捐助活動，實現捐助活動經常化，幫助貧困群眾解決日常生活困難。

如何縮小收入分配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