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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共振論的簡介

對于有些不能用經典價鍵結構表示的分子結構，如苯等，在應用量子力學變分法近似地計算分子的能量時，它假定了一些經典價鍵結構式進行組合計算，從而認為：有些分子的真正結構是兩個或兩個以上的經典價鍵結構式共振的結果。共振論包括離域鍵、鍵長、鍵能等概念，表示電子離域化的電子式方法——共振。共振論是1931年鮑林(L. C. Pauling)創立的一種分子結構理論。當一個分子、離子或自由基的結構不能用路易斯結構式（Lewis structure）正確地描述時，可以用多個路易斯式表示，這些路易斯式稱為共振結構 (resonance structure，又稱極限式或正則結構)。在共振結構之間用雙箭頭“←→”聯系，以表示它們的共振關系。例如苯分子是由下述共振結構參與共振的，但任何一個共振結構都不足以反映分子的真實結構，實際上，苯沒有單雙鍵之分，鍵長都為0．139nm，其鄰二取代物只有一種，而且苯具有特殊的穩定性，典型的化學反應不是烯烴的加成反應，而是取代反應。分子的真實結構是這些共振結構共振得到的共振雜化體(resonance hybrid)。每個共振結構對共振雜化體的貢獻不同，即它們對共振雜化體的參與程度有差別。共振結構越穩定，對共振雜化體的貢獻越大。共振雜化體的能量較任何一個共振結構為低。共振結構的書寫除符合價鍵規則外，還必須遵守各共振結構的原子核位置不變，各共振結構的配對電子數或未共享電子數不變的原則。

共振論的簡介

2，共振論在蘇聯的境遇

“共振論”在蘇聯的境遇 “共振論”是一個關于試圖闡明化學價鍵本質的科學假說。30年代初美國化學家鮑林就致力于闡釋那些不能用單一的經典價鍵結構式來描述的分子結構問題。他運用量子力學的計算方法提出了“共振論”假說，并在現代化學發展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然而在1949年，前蘇聯化學界卻掀起了批判“共振論”的狂飚。這場批判運動初起于蘇聯一所軍事院校任教的г.В.切林采夫。他提出了一種不要用量子力學方法解釋分子結構的理論，使得一種化合物只用一種表達方式。之后，塔切夫斯基和紗赫帕洛諾夫又發文，指責共振論是敵視馬克思主義的偽科學，是資產階級科學家中間流行馬赫主義傾向的明證。繼而，批判者們又將在研究有機分子結構理論上作出貢獻的蘇聯化學家А.М.布特列洛夫(1874—1880年期間任俄國科學院院士)捧上“物質結構理論之父”的寶座，以與鮑林在世界化學界的地位相抗衡。在這種形勢下，蘇聯化學家面臨著一種兩難境地：一方面，他們必須同“資產階級”學術劃清界限，擁戴“馬克思主義”的科學;另一方面，他們必須尊重科學事實和自然界的規律，維護科學真理。大多數化學家采取了自相矛盾的做法：既帶著民族沙文主義的情緒肯定布特列洛夫是化學結構理論的奠基人，又以科學的態度肯定量子力學是結構化學的理論基礎，既隨波逐流地指責共振率的唯心主義實質，又厭惡而蔑視切林采夫的“新結構理論”，指出其毫無科學基礎，必須廢棄。1951年6月在莫斯科召開的全蘇化學結構理論討論會集中地反映了這種矛盾：會議報告的起草者在政治上和哲學上使用了激烈的批判言詞，“一致”認為共振論會象測不準原理一樣滑向不可知論;但同時又說在結構化學研究中要使用歸納共振論時所用的全部數據。對科學真理的忠誠和對意識形態的皈依都要包容在同一個決議草案中。不過，絕大多數嚴肅的科學家確實不愿意用政治和哲學來評判科學理論。盡管切林采夫氣急敗壞地抨擊共振論的支持者，并把包括科學院院長及化學各分支帶頭人物在內的26位知名科學家指責為“蘇聯化學界中唯心主義的衛道士”，但這不但沒有獲得一個人的支持，反而犯了眾怒。由于切林采夫除了喋喋不休的“辯證唯物主義”聒噪和哲學攻勢外，既拿不出任何研究成果，也不能根據他的理論預言任何化學反應，所以后來科學院院長涅斯米揚諾夫只能客氣地將他稱為一位“熱情的唯物主義者”，然而其化學和辯證法的基礎都不扎實。相反，當1961年11月鮑林在莫斯科面對1200名聽眾講述他的共振論時，卻受到了尊敬和好評。在一段時期，人們總是把哲學與政治聯系在一起，并以此為標準，把科學劃分為唯物主義科學和唯心主義科學，無產階級的科學和資產階級的科學。甚至連科學的基本原理也弄不清楚的人，卻給科學去貼形形 *** 的政治或哲學標鑒，并揮舞大棒，大開殺戒。好在切林采夫沒有爬上高位，他的權威和影響不算大。否則，象李森科那樣揮舞起權杖的話，蘇聯的結構化學發展將不堪設想。

共振論在蘇聯的境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