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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如何評價塔木德這本書

猶太人在18歲以前，除了讀《圣經》以外，就是讀《塔木德》了，這本書這是他們的信仰，他們雖然在流浪，但從未把這本書丟下。《塔木德》凝聚了2000余名猶太人上千年對自己民族、歷史、文化、智慧的融合，是猶太人的導向和精神支柱。它其中包含神話故事、歷史傳說、民間習俗、天文地理、醫術等很多內容，它不是歷史史書或者百科全書，卻包羅萬象。《塔木德》又被稱為"猶太智慧的羊皮卷"。《塔木德》經典語錄：1、"投資于比金錢更有價值的時間"，窮人用金錢衡量價值，而富人用時間衡量價值所在。2、 "要以兩倍于自己說話的時間傾聽對方的話。"3、懂得和善于利用別人的人，才是干大事的人。4、只有智慧才是人生無價的財富，它引導人通向成功，而且永不會貧窮。5、想要賺取更多的錢，主要不在于你干什么，而是取決于你怎么去干。

如何評價塔木德這本書

2，歷史上屠殺猶太人對世界有何影響

戰前歐洲猶太人人口合計為：9796800 （人）二戰時期被屠殺猶太人數量： 5710829（人）自公元70年猶太人被迫流亡世界各地開始，歐洲大陸始終是猶太人散居的主要地域。到1993年，散居歐洲的猶太人口已經發展到970萬左右。同時幾百年來歐洲猶太人與異族通婚的情況隨處可見，民間的融合和宗教文化的媾變，使判定誰是猶太人本身都成了問題。當時歐洲國家猶太人最多的是波蘭，有330萬人，其次是蘇聯，有302萬人，羅馬尼亞85萬人，匈牙利82萬人，德國僅有56萬人。法國、捷克斯洛伐克均為大約35萬人，其他國家如比利時10萬人、意大利、保加利亞4.8萬人、希臘7.7萬人、南斯拉夫7.8萬人。希特勒在德國掌權后開始了開始了大規模反猶排猶運動。在這場駭人聽聞、慘無人道的民族滅絕大屠殺中，不僅僅是希特勒犯下了滔天罪行，其他國家除英國等少數幾個國家外，都在做著希特勒的幫兇，把本國的猶太人關押起來，送給納粹進行有組織的屠殺。有的國家自己還對猶太人進行清洗。如蘇聯就在蘇德戰爭爆發前夕，逮捕了大批猶太人，這些人大概在50萬人以上，幾乎沒有一個活下來。戰爭爆發后，蘇聯借口戰爭需要，對猶太人進行隔離、迫害，在軍隊服役的猶太人不是送去做苦役，就是被殺害。羅馬尼亞、意大利、斯洛伐克、荷蘭、匈牙利、拉脫維亞都把自己國家的猶太人送給德國人進行屠殺。二戰結束后，歐洲猶太人大約還有200萬人左右。在整個二戰期間到底有多少猶太人被殺，至今沒有一個準確數字。人們廣泛認可的一個數字就是不少于600萬人。戰后紐倫堡國際軍事法庭審判納粹戰犯，起訴書認定納粹共屠殺了570萬猶太人。后經以色列和世界各地猶太人組織幾十年的努力，1995年可以確認420萬猶太死難者的姓名。在那場慘絕人寰的大屠殺中，有的國家猶太人幾乎全部本殺害。波蘭330猶太人有300萬人被害，蘇聯被害在110萬人以上。南斯拉夫7800猶太人中，被害達7100人，立陶宛16800人，被害14300人。戰后以色列“大屠殺紀念館”專門建立了一座兒童分館，大門上用希伯來文和英文寫著“納粹屠殺了150萬猶太兒童。這都是有名有姓的。本世紀20年代末30年代初，爆發了世界性經濟危機，嚴重打擊了德國，使其工業生產倒退到了上世紀末的水平，國力漸衰。深刻的經濟危機不僅激化了國內的階級矛盾，而且刺激了壟斷資產階級對外擴張的野心。“德意志民族必須從掠奪的土地和生產空間中尋找出路”，希特勒的這一爭霸世界的主張，得到了德國壟斷資產階級的擁護和支持。然而，實施建立一個德意志民族的日耳曼帝國的罪惡計劃需要巨額資金提供財力保證。在國力衰落的情況下，把手伸向富有的猶太人成為了他們的理所當然。如果德國人不和猶太人斗爭，則他們的經濟就會處于被狀態，根本發展不了！還有你知不知道，如果沒有希特勒屠殺600萬猶太人和一系列反猶太政策！恐怕那時整個歐洲會餓死將近2~5億人！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大屠殺”對以色列猶太人政治、社會和心理上的影響是明顯的。當代以色列社會主要是由開拓者家庭、“大屠殺”的幸存者、來自伊斯蘭國家的猶太人，以及在以色列出生的新一代等集團所組成。以色列社會中的多數人是從遭到德國納粹破壞的猶太社團中移居巴勒斯坦的。因此，即使在以色列建國前，巴勒斯坦猶太社團的領導人及社團本身也不可能忽視“大屠殺”事件。猶太復國主義者把這些社團的成員視力以色列的潛力。對以色列主權國家的建立而言，“大屠殺”事件構成最有力和令人信服的依據。與此相關，該事件對以色列猶太人的社會和心理亦具有深刻影響。與建國的關系“大屠殺”與以色列建國之間的密切關系是顯而易見的。對此．以色列海內外的史學家或其他有關學者有過許多精彩論述。美國史學家摩西·丹思(Moshe Damn)對“大屠殺”與以色列建國之間的關系作了比較中肯的評述：“在我們自己的年代，大屠殺與以色列國的創立是密切相關的，這僅僅是因為發生可怕災難以后，世界已準備接受一個猶太國家的存在。盡管如此，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已有600萬猶太人與非猶太人通婚，成千上萬的世俗猶太人也成為悠然自得者。”丹恩認為，對許多人而言，以色列國的建立是贖罪時代近在咫尺的一種跡象。同時，或許基于這種理由，有些人還主張，古代的最高法院(Sanhedrim)應該重建。這一思想并非白塞費德(safed)神秘主義時代才開始受到重視的。猶太人返回圣地也是對這一偉大想象力的刺激。猶太人返問圣地的過程，無論從肉體上還是從精神上講，都使這一事件成為猶太人存在的焦點，處于展示何謂猶太歷史，以及猶太歷史如何發展的核心地位。與史學家的評論不同，文學或藝術家如艾米爾·法肯海伊姆(Emil Fockenheim)在闡述“大屠殺”與以色列建國之間的關系時，采用了浪漫主義筆法。他說，僅僅出于以色列國的存在，才使想像不再發生反猶時代的出現成為可能。他對“大屠殺”與以色列產生的關系作了如下描述：《米德拉西》(Midrash)的有關記載稱，當埃及人追來時，紅海裂開，人們猶豫了，直到阿米拉達夫(Ammiradave)的兒子拿奇遜(Nachshom)跳進洶涌的波濤中。當代猶太人渴望擁有拿奇遜的勇氣并非偶然，因為他們懂得沒有人采取行動就沒有奇跡出現的真理。當猶太民族并不是以絕望或逃避現實的思想回應納粹的“大屠殺”時，他們本身成了現代的拿奇遜，又是以建立以色列國未回應。……現代的拿奇遜沒有時間等待奇跡的出現。他們只有兩個選擇：一個是滅亡，另一個是跳入洶涌的波濤中。但不知道大海是否會裂開，而且，倘若不是如此．他們是否擁有足夠的力量游過洶涌澎湃的洪水；倘若需要，孤注一擲也可。顯然，像法肯海伊姆如此具有世界威望的學者把以色列國的創立與“大屠殺”之間的聯系作了浪漫主義式的描繪，并同時相信，猶太民族認為，在“大屠殺”發生后，采取建立以色列國的積極行動是順理成章的。法肯海伊姆義指出，“大屠殺”已成為以色列社會街談巷議的基本內容之一，以色列同存在的條件，猶太人返回圣地的理由，以及以色列國合法性的象征。美國中東問題專家、政治學教授吉羅姆·斯拉特(Jerom Slater)關于以色列國的建立與“大屠殺”之間關系的論述更加明確和肯定．且在指出其密切關系的同時提出了可能誘發的嚴重問題。他認為．就像事件本身所發生的那樣，納粹德國的倔起和隨之發生的“大屠殺”徹底改變了道德方程式，因為它們使以色列國的創立成為緊迫和無可辯駁的事件，且就當時的形勢而論，除巴勒斯坦外，又沒有為此類國家創建的其他合適地點。然而，即使如此，巴勒斯坦人仍認為，他們對“大屠殺”并無責任，不應汁他們對西方的反猶行徑付出代價。英國人20世紀二三十年代開始允許猶太人移居巴勒斯坦時，這件事遇到了阿拉伯人的強烈抵抗，這反過來又引起猶太人的報復。這種暴力活動使英國人和后來的聯合國相信，巴勒斯坦不得不予以分治。然而，還有的史學家指出阿拉伯人拒絕這一折衷處理不僅出于他們對其百分之百政治權利的維護，而且是以他們的信念——猶太復國主義領導也不會滿足于或容忍這種折衷處理之舉。有些專家在承認“大屠殺”與以色列國建立之間具有如此密切關系的同時提出了不少值得重視的問題。根據設于耶路撤冷的“英雄和烈士紀念機構”主任伊扎克·馬伊斯(Yitzak Mais)先生的觀點，對“大屠殺”事件的利用，結果使以色列建國合法化，并使猶太復國主義成為“大屠殺”后的一種反應和現象。然而，猶太幸存者被吸收的基礎來自何方？馬伊斯提出警告：存在著意識形態方面的危險，因為阿拉伯的宣傳家們可以認為，“歐洲拋棄猶太人，而我們則不得不支付帳單。”馬伊斯還認為，人們不了解“大屠殺”就不可能理解以色列。這是猶太人集體回憶的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社會影響我們從以色列建國過程中個難發現，“大屠殺”不僅嚴重影響以色列猶太人的政治文化，而且嚴重影響他們的日常生活。從德國納粹制造大規模災難算起已過去50余年了，但它的影響卻無所不在，而且其影響是在不同時期以不向形式表現出來的。自己變成以色列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總結歷史經驗教訓，教育本身，警示他人，顯然已成為以色列全社會的共識。以色列猶太人一冉提醒在“大屠殺”期間保持沉默以及放棄猶太人的人，希望世界維護以色列國的安全。當外國人，無論是高級官員，還是非正式的外賓，到以色列訪問時，都會被邀請人參觀“烈士和英雄紀念機構”，以此提醒參觀者應當承認什么。當然倘若稱整個世界都拒絕猶太人，也是錯誤的，并不是整個世界都曾經反對過猶太人或忽視了他們的痛苦。當猶太人抱成一團在“大屠殺”期間呼吁救援時，向他們提供幫助，甚至營救他們的尚有民族、集團和個人。這類教訓同樣針對仍然以“流散”形式居住在海外，并相對安全和平靜的猶太人，且更多的是針對猶太年輕人的。無疑，這些海外猶太人也關心其親友在以色列的生活，且需要面對各種各樣的困難。對他們而言，這類教訓已成警示的形式：“流散”生活是危險的，不管何種事情，一旦發生，就會再度發生。這個觀點顯然是十分坦率的，它希望以色列國成為猶太存在的最后堡壘。因此，它必須堅固、獨立，必須擁有并維持強大的軍隊，保衛它的人民。猶太人在巴勒斯坦的斗爭似乎已經證明，以色列猶太人以他們自己的軍事力量可以戰勝任何“敵人”。“大屠殺”歷史事件顯然已成為推動以色列猶太人，尤其青年人憶苦思甜、奮發向上的生動教材。同時，“大屠殺”的歷史教訓和各種事件也成為猶太人進一步提高“修養”，加強學習《塔木德》的動力之一。歐洲歷史上對猶太人的“大屠殺”不僅沒有削弱，反而加強并推動了以色列和海外猶太人學習《塔木德》。猶太教信徒，尤其正統信徒，自從《塔木德》出現以來，從未中斷過對它的鉆研，即使在二戰期間，或者在“大屠殺”期間，依然流傳著許許多多有關猶太人學習《塔木德》的感人故事。一般人也許會設想，無論在“大屠殺”的腥風血雨年代，還是在以色列建國以后，猶太人學習《塔木德》肯定會中止了。但是，根據美國著名社會學家塞繆爾·C·赫爾曼(Samuel C·Herlman)的研究發現，當代猶太人依然孜孜不倦地學習《塔木德》。他說：“現代以色列國誕生以后，人們或許認為，歐洲大屠殺的巨變以及猶太人被從阿拉伯土地上大規模驅逐，就是面向全部猶太人開放的學習圈子的最后消失。然而，恰恰相反，被非猶太社會的驅逐反而導致對最高猶太學習圈子的寬容。可見，猶太人學習《塔木德》的熱情顯然沒有低落，只不過其學習的組織形式有所變化。《塔木德》的學習者分成了兩種情況，一種是職業性的鉆研，在經學院(Yeshivas)中，學習者把這種學習作為一種生活方式。另一些人則在自由活動時間苦讀《塔木德》猶太經文，使自己脫離日常世界，忘卻生活中的艱難。對后者而言，學習是對“流散”生存現實的逃避，也是以友誼代替他人對猶太人的排斥的應對手段。來自整個歐洲大陸、英國、愛爾蘭、也門以及美國等地的有關猶太人學習《塔木德》的報道層出不窮。哪里有猶太人，哪里就有他們學習《塔木德》的活動。從猶太人學習《塔木德》“遇驚不輟”的角度分析，可見猶太民族確實是個酷愛書籍的民族。心理上的不安“大屠殺”對以色列猶太人，尤其對“大屠殺”幸存者心理上的影響是根深蒂固的，希特勒納粹對猶太人進行殘酷迫害的陰影一直縈繞在他們心中。以色列建國后，猶太人對國家的危機意識是相當明顯的。其表現是以色列公眾懷有對新災難的恐懼。事實上，以色列猶太人不但對當時的形勢感到擔心，而且對未來前景似乎也表現出不夠樂觀。猶太復國主義運動總是提醒“流散”中的猶太人，警惕未來的災難。這一運動相信，“反猶運動的惟一解決辦法是猶太民族國家的建立。”猶太世界觀的重要文柱之一是對“流散”的否定；這種觀點在建國前就已存在于巴勒斯坦猶太社團的民族教育之中。無論現實的危機，還是未來的災難，并不是少數猶太人的想像，而是許多猶太人經常感到憂慮的事情。美國紐約市立大學學者杰羅姆·斯拉特(Jerome Slater)就持有這種觀點。他認為：“許多猶太人及其支持者都擔心，即使對猶太神話的部分放棄也會產生令今日以色列國非法的后果。”的確，以色列許多猶太人，從老人到小孩，似乎經常考慮外來的威脅，往往在恐懼之中生活。1967年“六五”戰爭之前幾周，在以色列出現了一首民歌，其主要內容是：“納賽爾等著拉賓，啊呀呀；納賽爾等著拉賓，啊呀呀。他猶如地獄般地等著；快為拉賓拉響警鈴，啊呀呀，啊呀呀，啊呀呀!”(1首民歌表現的主題顯然是提醒民眾，時刻警惕外來“勢力”對以色列國的“威脅”。更坦率地說，“大屠殺”對猶太人心理上的影響還反映在他們對阿拉伯鄰居的態度上。被當做“猶太人新的敵人”的阿拉伯人還被視為一種威脅，不可能被允許發動“新的大屠殺”以及破壞以色列國家。這種情緒也不時地由以色列領導人的態度中表露出來，如以色列前總理貝京即是如此。美國社會學家阿莫斯·艾龍(Amos　Elon)認為，對“大屠殺”經久不泯的記憶使“被阿拉伯人消滅”的傳言有時甚囂塵上。令人驚異或懷有敵意的任何事件雖然并未在一夜間發生，但昔日災難的影響時至今日尚未消失。“大屠殺”給國民的心理，公眾生活的主旨和內容，外交行動，政治，教育，文學和藝術造成的創傷，是如此的活靈活現，以致使“阿拉伯人消滅以色列”的威脅往往縈繞在猶太人的心目中，而阿拉伯人似乎并未認識到，“在以色列的兵器庫里，此種反射是一種比強大裝甲師更有力的武器。”“大屠殺”給以色列猶太人造成的心理創傷十分深重，尤其對部分領導人，如以色列總理沙龍，更是如此。以色列1982年6月對黎巴嫩南部地區的入侵和占領，在某種程度上就是受“大屠殺”間接影響的結果。事實上在“黎巴嫩戰爭”以前，以色列并未受到被消滅的威脅，其在當地所處的孤立狀態并不是絕對的，而且，其軍事力量也并非處于被懷疑的地位。然而，以色列軍隊對黎巴嫩侵略所造成的后果，除黎巴嫩部分領土被占領以外，是近800名平民慘遭殺戮。可見，“大屠殺”給以色列部分猶太人帶來的心理影響有多么深遠。結論“大屠殺”是以色列國建立的催化劑。猶太人返回故里，建立國家的情懷雖然早已有之，但在“大屠殺”發生后，他們的此種要求更加強烈。今天，“大屠殺”已正式成為涉及以色列的政治文化和公民宗教信仰的重要內容之一。與此相關，“大屠殺”對以色列整個社會也有不可忽視的影響。許多猶太人，特別是“大屠殺”中的幸存者，總結“大屠殺”的教訓，教育自己，警示他人，也是值得重視的社會現象。更重要的是，在以色列的歷史教科書中已著重寫進了關于納粹殘暴行徑、自由世界的沉默，以及青年運動的英雄主義等歷史現象。這一切以及其他利用“大屠殺”事件開展的活動也都取得了教育年輕一代熱愛民族和國家的效果。與此同時，“大屠殺”還進一步推動了猶太人學習《塔木德》。最后，尤需指出的是，“大屠殺”對以色列猶太人心理上的影響是十分嚴重的。許多人，尤其“大屠殺”中的幸存者，一遇到風吹草動，就不由自主地回憶起“大屠殺”給猶太人造成的災難。這一點當然也是可以理解的。但必須警惕的是，直至今日，在以色列尚有個別領導人，如沙龍等，正在利用公眾的這種“擔心”心理，推行民族主義政策，侵略黎巴嫩，攻占巴勒斯坦人的領土，迫害無辜平民等。可見，有少數猶太作家把以色列領導人的這種極端民族主義行徑與昔日的德國法西斯相提并論，并不奇怪。

歷史上屠殺猶太人對世界有何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