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組部和上海市委書記，中組部一般職員和市委書記誰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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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組部一般職員和市委書記誰厲害

中組部一般職員和市委書記是崗位職責不同、前者是崗位需要的配置的一般干部，后者是上級組織部門任命的享有一定級別的領導

中組部一般職員和市委書記誰厲害

2，嚴佑民的人物經歷

嚴佑民是中共組建鐵路公安保衛工作的創始人。1948年夏，牡丹江省的建制撤銷，時任省公安處長（也是省委社會部長）的嚴佑民調任新組建的東北鐵路公安局局長。當時，東北鐵路公安局機關有幾十名干部；幾千公里鐵路線上只齊齊哈爾和牡丹江分別設有公安分處，共有幾十名干部；少數幾個地區設有鐵路公安特派員。而對于負責幾百個大小車站和上百對客車，每天運送旅客幾十萬計和數以萬計噸位物資的運輸部門，則基本上沒有開展公安保衛工作。大、中城市所在地的車站，則由所在地市縣公安機關派出的公安檢查站維持局面。嚴佑民到職后，于短短的三年內，建立和健全了東北鐵路公安的體制和運行機制，較好地完成了公安保衛工作任務。1952年，東北鐵路公安局撤銷，其擔負的工作任務，融入公安部交通保衛局（即第十局）。嚴佑民先任副局長，后為局長。在全國解放前后，逃到港臺的國民黨鐵路特別黨部的一批人，組成了“大陸鐵路黨務工作委員會”，專門從事對內地鐵路的破壞活動。公安部十局組織有關省市和鐵路公安的偵察部門，開展偵察工作，并定名為“十二號專案”。〖JP2〗在十幾年內，先后捕獲涉及此案的派遣和潛伏的特務分子110名，其中包括專事爆炸鐵路的特務，繳獲電臺10部、特務經費一大批。嚴佑民長期在公安部交通保衛部門擔任領導工作，曲波長篇小說《林海雪原》中少劍波、楊子榮的上級閻部長，就是以嚴佑民為原型的。1964年，嚴佑民被任命為公安部副部長。當年年底，中共中央命令公安部組建“四清”工作團，以謝富治為團長，嚴佑民、尹肇之為副團長，在北京的鋼鐵企業開展“四清”運動。日常工作由嚴佑民負責。1965年，嚴佑民由公安部副部長調任國務院內務辦公室副主任。國務院內務辦公室，是直屬國務院總理周恩來的一個辦事機構，負責聯系和協調公安部、內務部、最高法院、最高檢察院、統戰部、民族事務委員會、華僑事務委員會的工作。文化大革命中，嚴佑民被誣為“盜竊中央檔案”，蒙冤入獄4年。他遭到江青反革命集團的殘酷迫害。1976年10月6日，黨中央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團。由于上海是江青反革命集團的老巢，黨中央向上海派出以蘇振華、倪志福、彭沖為主要負責人的中央工作組。與此同時，中央緊急抽調和集中了國家機關的一批干部，組成一個強大的中央工作組去協助蘇、倪、彭工作。其中就有時任公安部副部長的嚴佑民。他是中央工作組的領導成員之一，分工負責上海揭批江青反革命集團的材料和專案工作。沒過多久，他被任命為中共上海市委書記處書記。后來蘇振華、倪志福奉調回中央工作，彭沖擔任上海市委第一書記、上海市市長，嚴佑民任上海市委書記，后來還兼任了上海市人大常委會主任。在中央工作組于10月20日全部抵達上海之前，江青反革命集團上海余黨正在醞釀發動一次與中央相對抗的武裝叛亂。他們手中有號稱“百萬”的民兵（絕大多數是受蒙蔽的工人群眾），有4000余支步槍和380萬發子彈以及其他武器。張春橋在9月28日還派人到上海傳達了他的口諭：“上海有大考驗，要打仗。”嚴佑民一到上海，就具體協助蘇、倪、彭三位及時制止了江青反革命集團上海余黨的武裝叛亂陰謀。他們依靠當地的干部群眾，從幾十人的小會到萬人大會，層層宣傳，曉以利害，講明政策，把百萬民兵中的絕大多數人團結過來。對江青反革命集團上海余黨中的骨干，也是分化瓦解，政策攻心，使他們舉步維艱，不敢輕舉妄動。中央工作組采取的每個舉措都比江青反革命集團上海余黨的妄想要快幾個節拍并有力得多，從而弭大禍于未發，不動一兵一卒，未發一槍一彈，化解了這場災難；實際上也是挽救了無數被蒙蔽的民兵，保護了廣大群眾。嚴佑民在上海幾年的主要工作是負責江青反革命集團上海死黨的專案。他專心致志，夜以繼日，同協助他工作的“運動辦公室”整天整月整年泡在一起。到1979年年底，上海基本查清了江青反革命集團篡黨奪權陰謀活動的重大事件，摧毀了江青反革命集團在上海的幫派體系。全市被列入清查范圍的有5400人，其中拘捕、隔離、停職、離職的有1683人，包括處理和懲辦了打砸搶分子458人。在1981年7月舉行的中紀委清查工作會議上，上海市被列為清查工作比較徹底的第一類。上海在清查工作中獲得的“四人幫”（即江青反革命集團）罪證，有98件被選入中央印發的《四人幫罪證材料》之中。主持審判“四人幫”的彭真對嚴佑民說：“我管清查四人幫這件事，看的材料這么多（用手比畫有一人高）。我看的結果表明，只有上海搞的材料最多，情況最清楚。”彭真還說：“上海的清查最徹底，審判四人幫時，上海提供的材料占三分之一。沒有上海的材料，審判四人幫就無法進行。”1981年1月，他從上海調任中共安徽省委書記兼省紀委第一書記。到安徽不久，他就和中組部原副部長李步新一起來到當年新四軍七師師部所在地無為縣看望鄉親們。當看到解放那么多年，鄉親們的生活狀況沒有多大改變時，他心情沉重，好一會兒沒有說話。在回程的路上，他動情地說：“如果我們再不把經濟搞上去，怎么對得起革命老區的人民？”他到任頭一年，就帶領干部到安徽比較貧困的阜陽地區進行調查研究，一個縣一個縣地走，了解農民群眾的生產情況、生活狀況。同農村的干部座談，同農民一起商議發展生產門路。他支持農民進行家庭聯產承包，鼓勵農民在種好莊稼的同時，根據實際情況進行多種經營，發展養殖業，興辦鄉鎮企業。他給農民群眾出了很多發展經濟的好點子，如建議農村的干部到上海請一些有技術的退休工人，到當地來幫助辦企業，借用上海的技術力量發展安徽農村的經濟。在安徽工作的兩年多時間，嚴佑民幾乎沒有一個星期天，沒有一個節假日。他常常利用休息時間到郊縣田間地頭，了解民情。有一次，在農村調查研究過程中，發現有些農民靠種油菜增加收入，但是銷售出現了問題，大量的油菜籽上市后，卻賣不出去，農民只能將它堆在家里，造成損失和浪費。嚴佑民了解這些情況后，立即讓身邊干部與上海市分管財貿的副市長裴先白聯系，請求上海幫助拓展銷路。1982年6月，正值油菜籽登場、小麥開鐮、中稻栽秧的農忙季節，嚴佑民輕車簡從，來到了當年在全國最早實行“雙包責任制”（包產到戶、包干到戶）的滁縣地區。從定遠縣開始，然后是嘉山、滁縣、來安、天長、全椒，每到一縣，嚴佑民與地委、縣委的干部和來自農村基層的干部群眾一起，開座談會，走訪區社、工廠、林場、農戶、糧站、農業科技推廣中心和中學，對農村基層工作中的一些重點問題進行了仔細而深刻的調查。他把如何加強基層工作領導，進一步完善農村生產責任制，如何更好地組織農民學習文化知識、提高農民生產致富能力，作為思考的重點。當嚴佑民了解到當時滁縣地區的區、公社領導班子平均年齡已高達50歲，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干部占80%以上等情況時，他敏銳地感覺到，當時的農村基層領導班子存在年齡偏大、文化偏低、專業知識缺乏等問題。經過深思熟慮，向安徽省委提出了促進農村基層領導班子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的三大意見：第一，拓寬視野，面向社會，從回鄉知識青年中“求賢取士”。第二，研究政策，營造機制，千方百計培養和吸收各種人才。第三，加強政治思想工作，從政治上、生活上關心農村基層干部。從求賢、養賢到留賢，嚴佑民這三大意見，從實現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的目的，系統闡述了農村基層領導班子的源頭建設、制度建設和體制建設，可操作性強，非常富有針對性和人情味。這些意見引起了中央有關領導的重視。1982年8月14日，新華社《國內動態清樣》用較大篇幅摘刊了嚴佑民的這三條意見。

嚴佑民的人物經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