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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富士康十連跳賠償了多少錢
2，如何看待富士康的十連跳現象
3，富士康十連跳有什么原因嗎
4，富士康十連跳賠償問題
5，富士康十連跳說明什么

1，富士康十連跳賠償了多少錢

富士康的系列賠償之一：孫丹勇，跳樓賠了他父母30萬，親朋好友十多萬，女朋友還得了蘋果筆記本。同時，承諾替他父母養老，每年3萬。以他父母的壽命來算，最少二十年60萬。超過100萬的賠償！建議你不要去跳哦.

富士康十連跳賠償了多少錢

2，如何看待富士康的十連跳現象

我在富士康呆過一段時間，我覺得那里待遇還不錯，不過我是在山西的。分為兩個部門，我在IDPBG的微修部門。工作很輕松，就是有些無聊。十連跳我覺得是員工本身的原因，自身心理素質脆弱。還有就是這個待遇好只是對于那些高中畢業的、初中畢業的那些人。所以大家整體教育水平不高，然后，你懂得。

如何看待富士康的十連跳現象

3，富士康十連跳有什么原因嗎

一個封閉的小社會，里面實行的是臺灣人學日本人搞出來的企業規矩。說到底，廠區里面的生活是由公司管理層做主的生活，與外面的世界觀割裂開來。員工之間的冷漠當然是公司文化導致的，這種生產模式，人只是流水線上的一部分，依附于機器生產，完全不需要發揮作為人的作用。在尼采那個時代西方興起的人本主義思潮就是作為大工業化生產方式的批判。富士康就是這樣的工廠，他們不需要員工發揮自己的想象力，甚至任何作為人應有的主觀性。聽話，照做！時間長了之后，工人們思維就會鈍化，性格就會奴化，人格就會矮化。失掉了自己的靈魂，跳跳樓死掉，好像也并不奇怪吧對企業管理者而言，工人只是另一種機器，缺乏人文關懷，不注重員工心理問題，員工升遷機會很少，無法改變現有生活質量老出現跳樓自殺事件成了必然，跳樓自殺有轟動效應，這何嘗不是一種絕望的訴求

富士康十連跳有什么原因嗎

4，富士康十連跳賠償問題

法律分析：首先的了解公司對員工有無過錯責任。如果遇到員工在公司自殺的事件，依據法律的基本原則，有過錯則有責任，反之則無責任。員工在單位自殺，用人單位沒有責任，但可以處于人道主義支付一定撫恤金。員工在單位自殺不構成工傷；員工自殺死亡可歸屬為非因工死亡，其家屬享受相關待遇。因此富士康對于十連跳人員的賠償，更多是出于支付撫恤金的原因。法律依據：《工傷保險條例》第十六條　職工符合本條例第十四條、第十五條的規定，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認定為工傷或者視同工傷：故意犯罪的；醉酒或者吸毒的；自殘或者自殺的。《廣東省企業職工假期待遇死亡撫恤待遇暫行規定》第九條年休假、婚假、喪假、探親假、產假、看護假的假期原則上應一次性連續安排，假期內遇公休假日的，均不另加假期天數。《廣東省企業職工假期待遇死亡撫恤待遇暫行規定》第十條職工（含離退休人員）因病或非因工負傷死亡，發給喪葬補助費，供養直系親屬一次性救濟金（或供養直系親屬生活補助費）、一次性撫恤金。喪葬補助費的標準：3個月工資（月工資按當地上年度社會月平均工資計，下同）；供應直系親屬一次性救濟金標準：6個月工資；一次性撫恤金標準：在職職工6個月工資；離退休人員3個月工資。已參加社會養老保險的離退休人員死亡，由當地社會保險機構按養老保險有關規定發放待遇；在職職工因病或非因工負傷死亡，除有規定納入社會保險支付的地方外，由企業按上述標準發給死亡撫恤待遇。

5，富士康十連跳說明什么

社會各界關心、熱議富士康和富士康員工連續自殺本身。作為《解決新生代農民工問題，杜絕富士康悲劇重演》呼吁書的聯名者之一，我受約談一下個人的疑惑和見解。在“忍看朋輩成新鬼”的心境下，我想跟大家一起走向事件之外。事件的關鍵之處是勞動者自殺。富士康事件凸顯出被稱為“世界工廠”的中國工人惡劣的生態環境。這種境況在資本主義發展初期曾經出現，并成為馬克思、恩格斯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學分析的核心內容之一。我們在中學里都讀過《勞動在從猿到人轉變過程中的作用》，恩格斯在這篇文章里闡明了勞動對從猿到人的轉變起到了關鍵作用，勞動創造了人本身，勞動促成了人類的全面發展。馬克思也相信，具有勞動能力是人類最顯著的特征之一。但他觀察到的那個社會的高度分工卻導致了人同自然、同他人乃至自己之間的對立，成為產生異化的一個重要根源。在那種場景下，每個工人的工作都經過一種特殊的、嚴格的和有限的分工，這就限制了手、腦和工作熱情的全部發揮。工人所擔負的責任很小，他們一無工具，二不擁有最終產品，三不能參加決策，更重要的是勞動生產出來的利潤全部落入了他人的腰包。這樣一來，他們就成了整個勞動過程中一個無足輕重的組成部分，或者說是一架機器上一個微不足道的齒輪。勞動成了一種強制性的勞動，而不是一種創造性的、令人滿足的勞動。富士康及類似工廠工人的勞動、生活、工作、日常感受，在多大程度上與馬克思描述的勞動異化相似？這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讀者自己會作出判斷。二、（半）軍事化管理下 “被侮辱與被損害”的年輕生命已有資料顯示，富士康實行的是“軍事化管理”或“半軍事化管理”。這種在不少外資、合資企業中大量存在的管理模式，淹沒了個人和個性，個人的自我評價不可能高，也易于毀滅自己的生命。在富士康，勞動和睡覺幾乎成了許多工人生活的全部，吃飯就是補給營養，如同給機器加油——勞動力的再生產。工作程序把他們變成了流水線上的一顆螺絲釘、一個智能機器人，如同卓別林在電影《摩登時代》中扮演的角色，疲憊不堪、精神幾乎分裂的他最后在馬路上看見了一個婦人衣服上的紐扣都拿著扳手要上去擰。40多萬工人生活在相對封閉的環境，穿同樣的工裝，很多時候同一宿舍的人也叫不出彼此名字，彼此間成了“熟悉的陌生人”。無怪有員工感到“（公司）太大，（個人）太累，太孤獨”。福特就是依靠這種“科學管理理論”和工業生活模式起家的，以至于他的管理方式被稱為福特主義。這是一種粗放型的資本積累戰略，它以泰勒制勞動組織和大規模生產消費性商品為特征。20世紀60年代末，福特主義遭遇危機。后福特主義應運而生，這種新的生產模式注重生產過程和勞動關系的靈活性和勞動者的自主控制權，同時通過終身雇傭等方式培養勞動者的高歸屬感。社會福利政策也保障了勞動者有房有車。而中國打工者群體卻經歷著泰勒制的苛刻管理，勞動世界過于突顯，而生活世界極度邊緣化：除了勞動、睡眠之外，娛樂、休閑、社會交往、情感交流、社會網絡等被嚴重地邊緣化。三、從以經濟為中心轉向社會建設自改革開放以來，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旗幟下，中國的改革一直是經濟改革為主，社會改革為輔。直到十六大，才把社會改革提到議事日程上。這些年，各地走過的路和已有的經驗教訓表明，過于注重經濟改革容易助長GDP主義，把中國社會貨幣化或者商品化。結果，經濟的增長是以犧牲社會為代價達成。富士康事件說明了社會價值、社會生活是如何被商品化、貨幣化圍困、傷害的。企業經驗、勞動組織管理制度等看似純粹經濟的現象背后，有活生生的人，他們的價值觀、人生觀，他們的日常生活，他們的現狀和未來遠比企業利潤、地方經濟發展指標、工人工資收入等等重要得多。在建設和諧社會的旗幟下，國家和地方政府有義務在制度建設以及實際工作中，以切實有效的舉措，為農民工群體的住房、教育和醫療等需求提供保障，讓農民工成為真正的“社區公民”，讓他們買得起房、看得起病、上得起學，更重要的是能與“城里人”、“管理者”一起吃飯、看演出、游山玩水、交友與結婚，而不是被“城里人”、“管理者”在工作和日常生活場所均明顯隔離的邊緣人。（作者系上海大學社會學系教授。“泰勒制”系20世紀初期美國工程師泰勒創立的一種企業管理制度，其內容和方法包括勞動方法標準化、制定標準時間、有差別的計件工資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