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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雙色球只中一個號屬于幾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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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袁文會的戰后伏法

袁文會伏法天津人民政府成立后，天津人民法院也相繼成立，王笑一為首任院長。王笑一上任后，便下令將袁文會押回天津，并開始重新審理此案。1950年12月21日，天津人民法院經過反復調查取證，以漢奸罪判處袁文會死刑，全部財產除酌留家屬生活費外均沒收。審理袁案的是院長王笑一，審判員是劉云峰等。判決書下達后，最高法院核準決定于1950年12月25日上午槍決袁文會。當時，任天津市市長的黃敬同志曾做過如下批示：“處死刑（該犯黨羽眾多，應嚴密看管，免生意外）！國文瑞如何處理？應速判決，以便一并處理。”1950年12月25日上午，天陰沉沉的，天津法院門前擠滿了人，排了足有幾十米長。監車從法院開出，袁文會坐在車中，兩眼通紅，滿面殺氣。上午10時整，監車到達小王莊刑場，法警的一聲槍響，結束了袁文會49歲的生命。袁文會被槍決的當天，天津人民法院以（法字第16號）發布布告，張貼于天津城的大街小巷：漢奸袁文會，出身流氓，系本市青幫首領與著名之惡霸漢奸。于1935年，仗勢聚眾斗毆，打死市民宋國柱。后逃大連，與土肥原系日特勾結，即在津組織“便衣隊”，擾亂社會秩序，企圖為日寇制造侵華借口。“七七”事變后，更明目張膽充當日寇憲兵特務。依勢聚徒，開設會記公司，專為日寇收容、逮捕、販賣華工。更百般虐待，克扣工糧，致不少華工在饑寒交迫下死亡。又勾結日特蒔苗等，公開殺害市民張耀山等達10余人。并在日寇指示下，于霸縣組織“袁部隊”，親任司令，向我解放區進攻，迫害抗日軍民。上述事實，僅系袁逆罪惡中之一部，其在本市敲詐勒索、奸淫婦女、欺壓群眾之罪惡事實不勝枚舉，市民對之無不切齒痛恨。而在審理時，袁逆一再狡賴否認，但人民痛恨，紛紛提出控訴，要求對袁犯嚴懲。且經本院調查被告罪行嚴重，如此背叛祖國、勾結日特、殘害人民之漢奸惡霸分子，實屬罪大惡極，死有余辜，應依照《共同綱領》第七條，處以極刑。經呈奉最高人民法院批準，遵于1950年12月25日監提袁逆文會，驗明正身，綁赴刑場，執行槍決！此布。計開：槍決漢奸犯一名。袁文會，男，年49歲，天津人，住一區羅斯福路26號。院長王笑一1950年12月25日厚葬袁文會事件1950年12月25日，津門巨霸袁文會被天津市人民政府依法處決。當廣大人民群眾無不為拆除這一惡霸拍手稱快之時，誰也沒想到，被處決的袁文會依然“興風作浪”，竟然引出了“厚葬袁文會”事件。這一事件是在袁文會被處決后，其親友、爪牙公然為他舉辦了隆重的葬禮，購置貴重棺木、超度做法、陪葬貴重衣飾等，送葬隊伍吹吹打打，穿越市區，葬禮花費達300萬元(舊幣)。以公開行喪，招搖街市的方式，對人民政府鎮壓反革命運動公開敵對和示威。“厚葬袁文會”事件反映出了區委平時工作不夠深入，覺得“人已經死了，沒有什么了”，未能給予足夠的注意，加以制止，及時報告，造成了群眾很大不滿和思想上混亂。這一事件，為天津的鎮壓反革命運動敲響了警鐘。1951年，天津市委秘書處將此事件向全市各級黨政機關、企事業單位進行了通報，加強黨員、群眾的立場檢查和監督。

袁文會的戰后伏法

3，津門述往天津最早的西餐館

行者無疆tj 文（起士林舊址）天津開埠，西餐隨洋人來到津城，開始僅是兵營里的“伙食”，家庭中的“餐飯”，交際時的“宴飲”。后來飯店餐館中的各式“大菜”也只是專供洋人，到民-國初年，天津還沒有“西餐”這個詞，而稱之為洋飯或大菜，經營的飯店被喚作“洋飯店”。（起士林和他的家人）在天津最早并最有影響的西餐館是起士林。它是德軍隨軍廚師，一個叫阿爾伯特·起士林的人開的。據說，此人曾經是宮廷御廚，擅作面食，后來棄武從商，留居天津。1901年9月17日，在法租-界大法國路（現解放北路）以酒吧形式開設一家約100平米的小西餐館，將自己的姓名作為店名，后遷至舊德美租-界交界處，即今解放路與徐州道交口，又吸收其妻弟巴德入股，店名改為“起士林·巴德餐館”。該餐館除每天供應京奉鐵路沿線各國駐軍數千斤面包以外，還以銷售奶油西點和西餐而著稱京津一帶。（小白樓的維多利亞餐廳，后來的起士林餐廳）據稱，西餐流行于天津與袁-世凱淵源頗深，袁-世凱為交好各國駐津外交官，宴請他們時請的西餐廚子就是起士林，冷盤，大菜，湯品，甜食都做得精致，深得袁-世凱和洋人們贊賞。袁-世凱賞銀100兩，起士林靠著這筆賞賜開了那間西餐館。有袁-世凱的抬舉（袁46歲生日就是起士林操辦的），不但洋人經常光顧，而且華人也趨之若鶩地來嘗鮮兒，一時起士林名聲鵲起，生意興隆，起士林幾經遷址，后來坐落在小白樓，歷經數十載，從德式風味到經典俄餐均有拿手菜，罐燜牛肉、鐵扒雜拌、炸大蝦、奶油烤魚歸、炸豬排、紅菜湯、土豆沙拉等番菜，讓名流和百姓都念念不忘。咖啡糖、黃油餅、栗子面、冰激凌等西點糖果冷食，更是小孩子當年的最愛。（起士林的門臉兒與內景）自起士林起，天津的西餐館逐漸增加，且多為華人主營，如南市的華樓、日租-界旭街（今和平路）的德義樓（現和平路錦州道口工商銀行址）等。規模較大的是1923年開業的國民大飯店，除大餐外，為適應華人的經濟條件和快節奏生活，還推出了簡易西式套餐（三菜一湯或兩菜一湯）。 1927年開業的大華高級飯店（位于現營口道與新華路口）則入鄉隨俗，兼具中國特色，西餐西點不僅店堂供應，還可到劇院、舞廳和宅門承辦宴會或送外賣，甚至將西餐西點送到利順德飯店梅蘭芳的房間。有些飯店是中西餐兼賣，如專營廣東菜的松記（坐落于廣東人聚居的現大沽路和哈爾濱道交口），除賣廣東小吃外，還兼賣西餐，餐桌上除擺刀叉外還擺上一副筷子。（起士林的名片與廣告單）到20年代，西式大蝦、色拉、鐵扒魚等西菜已列入大中型餐館的菜單，有些中餐館還創造了“中菜西吃”的方式，分餐減量，一人一次可吃三四個菜，而且總價不高。 1932年在天祥后門開設的文利西餐館更首創零份西餐，每份兩角，全天供應，很適合游人和學生，類似如今的快餐。（起士林制作的大蛋糕）隨之而來，西式的咖啡店、冷食店、面包房也相繼增多，西餐、西點、咖啡、冷食使天津人的飲食更具多元色彩，由原先的因好奇而開“洋-葷”，漸漸接納它進入餐飲的主流文化。記得上小學時，有位華僑同學就住在起士林工廠的隔壁，一開窗，一股甜甜的香味兒就飄了進來，每到他家小組學習，聞著巧克力的香味，看著《三毛流浪記》，真是“享受”，那是少年時代揮之不去的記憶。多少年來，在天津起士林幾乎成了西餐的代名詞，它的歷史作用是值得銘記的。（民國時，天津另外一家有名的西餐廳大華飯店）

津門述往天津最早的西餐館

4，天津歷史名人

【梁啟超】(1873～1929)學者，政治家。字卓如，任甫，號滄江，又號飲冰室主人，人稱任公。廣東新會人。1890年入京會試得識康有為，拜為師，并接觸西學。1895年從康有為入京，協助其發動公車上書，主編《時務報》，發表《變法通議》等文，風靡大江南北，與康有為并稱康梁。1898年再次進京，辦理保國會，參與新政，多次上書請廢八股、設編譯局、獎勵工藝制造。7月光緒皇帝召見，命其籌備京師大學堂，主持譯書局。變法失敗后流亡日本創辦《清漢報》、《新民叢報》，主張君主立憲，參加保皇會。辛亥革命后回國，在津創辦《庸言》月刊，后在袁世凱政府任職。察覺袁的復辟野心后，于1915年定居天津。同年袁謀稱帝愈急，梁啟超策動其學生蔡鍔回滇起義，親自在寓所草成討袁檄文《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送滬發表。袁倒臺后梁啟超赴歐考察，1920年回國辦《改造》半月刊，并在清華、北大任教。此后即脫離政界在津專心著述，完成《清代學術概論》、《墨子校譯》、《中國歷史研究法》、《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先秦政治思想史》等專著，并在南開大學及寓所書房飲冰室講學授課。著述收入《飲冰室合集》，共148卷，約1400萬字，涉及哲學、史學、文學、經濟、法律、道德、宗教等許多學科，時間上囊括古今，地域上兼及中外。尤其在先秦和明清、近代的學術思想研究方面，留下了一大批頗有見地的著作，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張伯苓】(1876～1951)教育家。名壽春。天津人。北洋水師學堂畢業，任海軍士官生，親睹甲午之戰，憤然立下教育救國大志。1903年隨嚴范孫赴日考察教育，1904年創辦南開中學。1917年，張伯苓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考察教育，研究私立大學的組織方式。1919年，由江蘇督軍李純贈50萬銀元，張伯苓在天津西南八里臺一帶購地400畝，建造校舍，創辦了南開大學。1923年創立南開女子中學。1928年，又建南開小學，從而完成了南開由小學到大學的教育體制。后來，又于1931年成立南開經濟研究所，次年成立應用化學研究所。1936年在重慶成立南渝中學。1938年任國民參政員并當選為副議長，1945年出席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當選為中央監察委員。1948年出任考試院院長。張伯苓和嚴范孫創立的南開大學、中學、小學，是中國近代私立學校的典范，培育了周恩來等眾多英才，在中國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王襄】(1876～1965)學者。字綸閣，號？室。天津人。從20歲起酷好考古研究，是中國較早鑒識和收藏研究甲骨文的學者。所著《?？室殷契類纂》、《?？室殷契文證》具有極高的學術價值。還著有《流沙墜簡勘誤記》、《秦前文字韻林》、《古文源流臆說》、《古陶今？》等書。王襄的書法也頗具功力。1949年后任《甲骨文會集》編委，天津文史館館長，天津市政協委員。? 【李叔同】(1880～1942)藝術家，佛學家。原名文濤，法號弘一。天津人。童年讀詩書，喜好舊詩詞，擅長書法金石。1905年赴日本學習西洋畫與音樂，并與曾孝谷、歐陽予倩組春柳劇社，主演《黑奴吁天錄》、《茶花女》等名劇，開中國話劇運動的先河。回國后曾執教于天津、上海、杭州、南京。全國教音樂、西洋畫的教師，多得其親傳，豐子愷、劉質平等名家皆其得意高足。李叔同前半生既是中國話劇藝術的奠基人之一，又是詩人、音樂家、畫家、書法篆刻家，均有名作問世。1918年在杭州虎跑寺出家，專研戒律，被尊為南山律宗大師，律宗第十一世祖，是享譽海內外的著名高僧。所著《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記》曾影印成書。? 【馬千里】(1885～1930)教育家。名仁聲。天津人。南開中學、北洋大學畢業。曾在南開中學、直隸女子師范學校任教，既是周恩來的老師，又是鄧穎超的老師。馬千里是五四運動的領導者之一，擔任天津各界聯合會副會長、抵制日貨委員會主席，發動群眾罷課罷市，請愿示威。大革命前后，馬千里積極支持共產黨的革命活動。資助周恩來赴日留學，周恩來旅歐時常與馬千里通信往來。馬千里還將周恩來寫的《警廳拘留記》、《檢廳日錄》在自己創辦的《新民意報》上發表。1921年，馬千里創立天津達仁女校，積極支持鄧穎超、劉清揚等組織女星社，開展婦女解放運動。還曾擔任藥王廟小學校長、河北省立一中校長、南開校友總會主席，培養了大批優秀人才。曾兼任天津紅十字會干事長和副會長，一生忘我工作。

5，誰能給我提供些清末天津巡警的資料

1.1901年，八國聯軍攻占天津、北京后，清政府與之簽定了喪權辱國的《半丑條約》，西方列強在得到割地賠款同時，還希望隨時染指中國事務，特在《條約》中規定八國聯軍在交還天津后，清政府不得在距離天津租界20公里內駐扎軍隊，這種規定實際上是剝奪清政府在整個天津市的駐兵權。天津是北京的門戶，中國軍隊如不能在天津駐守，西方列強隨時可以兵臨北京城下，要挾清政府，這是清政府所不愿意看到的現實。同時，清政府滿朝文武官員也沒有一個人敢于不帶一兵一卒，前去接收八國聯軍滿街橫沖直撞的天津市。后來，清政府把這個棘手難題交給了在山東因鎮壓義和團運動有功的袁世凱。袁世凱曾訓練過清政府新軍，對西方的軍警制度有一定的了解。因此，袁在接收天津前，從自己的軍隊中選拔3000名士兵，進行短期的警察訓練，使之熟諳警察的職能，然后脫下軍裝，換上警察制服，稱之為“中國警察”。接收時，袁世凱命令地方官員率領這3000名警察長驅直入駐守天津，一方面維持社會治安，一方面軍事戒備。史載當時八國聯軍也啞口無言，因為袁世凱派來的不是軍隊，而是維持治安的中國警察，這和《條約》的條款毫無沖突之處。由于有專門警察維持社會秩序，天津市社會治安一掃過去的混亂局面，成為全國各省之冠，“有六個月不見竊盜者，西人亦嘆服”。于是慈禧太后下了一道諭旨，要求全國各地都要效仿袁世凱建立警察制度，使警察制度逐步推廣。地方警察制度的建立，終于導致全國警察制度的建立。1905年10月8日，清政府設立巡警部，統管全國警察事務，巡警部尚書（相當于現在的部長）是袁世凱的摯友徐世昌擔任，巡警部侍郎（相當于現在的副部長）是由袁世凱的老部下趙秉鈞擔任。這就是中國現代警察制度的起源。 2.光緒皇帝設置巡警部的諭旨英、美、法、德、俄、日、意、奧八國聯軍分區占領北京后，導致清政府的京師治安機構癱瘓。當時經聯軍許可，由各占領區內的紳商出面組織了一個臨時治安機關，叫做“安民公所”，在東、西兩城各設一處。其職責是招募巡捕、緝拿巡守、維持界內治安。光緒27年（1901年）夏，聯軍先后交還占地，退出北京。于是清政府在步軍統領衙門內設置警務處，左右兩翼分設警務公所，與各安民公所共同維護京城治安。同年8月，經光緒黃帝批準設立善后協巡總局，下屬十個協巡分局。光緒28年（1902年）4月，又將善后協巡總局改為工巡總局，行使維持京師地方治安的職責，這是中國建立警察制度的開端。同年，直隸總督袁世凱經奏準后在天津試辦巡警局。光緒31年（1905年）9月，清廷為在全國建立起一個集中和統一的警政體系，特于中央設立巡警部，下設五司。隨后將京師工巡總局改組為京師內、外城巡警總廳，直隸于巡警部。 3.天津南段巡警總局的差遣隊 1902年，清政府從八國聯軍手中接管天津后不久，天津的大街小巷就不斷閃現出三三兩兩的中國士兵晃動的身影，他們脖子上掛著警哨，腰中挎著佩刀，到處巡視查看……具有現代意義的詞語“巡警”正式在中國出現了，而天津則成為了中國“巡警”第一個開始巡邏的地方。南北兩警局開創中國新警務早在收回天津前，袁世凱就在保定創設了警務總局和巡警學堂，將所屬部隊編成巡警并開始訓練，為接管天津充分準備。1902年接收天津后，袁世凱當即把從保定帶來的2000名巡警和天津都統衙原有的千余名華人巡捕合并成立了天津巡警總局，并建立警務學堂，“訓練巡局官弁兵丁”。最初的巡警總局機構比較簡單，其管轄范圍也只限于北運河以南的城廂及附近地區。不久，袁世凱又成立了天津北段巡警總局，主要管轄金鐘河以北地區，原來的天津巡警總局改稱天津南段巡警總局。1904年11月，袁世凱又成立了管轄天津周圍四鄉的四鄉海河巡警總局；1904年九月，經袁世凱奏請，清政府成立巡警部。是時，北京發生了革命黨人吳樾炸傷清廷出洋考察五大臣事件，為了加強鐵路防范，袁世凱遂由天津南段巡警總局挑選一千余名官警，開辦了京榆鐵路警察。1908年，清政府民政部又報經批準，執行巡警道官制，“專管全省巡警、消防、戶籍、營繕、衛生事務”。中國的警務制度從此開始了新的一頁，告別了傳統的“捕快”概念。巡警制度多站立坐臥有規定天津巡警初創時，將天津劃分為東、西、南、北、中5個警區，每一警區為1個局，每局下設若干棚，每棚設警長1人，有崗哨3處，每個崗哨設3名警士。1905年，天津南段巡警總局將管轄區域仍劃分為5個警區，每一警區設1個分局，每個分局下設4個區，每區設5棚12崗，配置巡警50人。全市共設置執勤棚100個，執勤崗240個，執勤巡警1000人。據此我們大體可以勾畫出過去巡警的作息時間和各種上崗要求：巡警值勤分站崗、巡邏兩種勤務；實行“勤三休六制”，即站崗、巡邏均各為3小時，休息6小時，站崗、巡邏、休息按日輪班交替；各區的5個棚，實行“勤四息一制”，即每天有4個棚值勤，1個棚休息，值勤各棚各出3崗，每崗1人，共12人。各棚休息的巡警為“預備巡警”，可頂替有事、有病者上崗執勤；遇有緊急情況，鳴哨為號，預備巡警必須全部出動；值班站崗應在崗地左右，注意查看一切情形，沒有事情或沒有長官命令，不得擅離崗位；值班巡邏者應在管段境內往來查看，不準坐臥，不得與人交頭接耳，不準飲食吸煙。四鄉海河巡警總局還規定：“巡邏要攜帶巡邏表，每巡行到一處，即由該村加蓋戳記；遇有罪應拘捕而無理糾纏或逞兇拒捕的人，巡警應即鳴哨，會合鄰近巡警將其拘送局所。” 拘留規則細搜捕傳喚要用票封建時期的捕快抓人，不管在哪里抓住嫌疑犯，一般是就地審訊，或者隨便找個地方將犯人關押。巡警總局初建時，由于沒有專門的人犯滯留處，所緝捕的案犯只好分送到附近衙門監室寄押或借房拘押，與捕快辦案沒有多大區別，罪犯脫逃或被虐待而死傷的事情時有發生。為改變這一狀況，光緒二十九年(1903)，南段巡警總局在局內建立了專門滯留罪犯的拘留所，由差遣隊看押拘留所所有滯留人犯。為防止罪犯脫逃或出現人身意外，南段巡警總局規定：被拘留的人犯，不論已結或未結案，已審未審的人犯、證人，均分別關押，男女各為一所。男拘留所鑰匙由差遣隊隊官收藏，拘留所開鎖時，必須由差遣隊隊官前往監視；女拘留所鑰匙由值日所審判課管理，開門鎖門時，審判課課員要前往監視。被拘留的人，每天早晚點名一次，防止脫逃；人犯的東西要記錄在案，呈報檢事長查核；被押人犯不得出入自由；被押人犯是否安靜、有無非常舉動，巡警換班時要交待清楚。飲食如不干凈，一概不準給人犯吃；所內重罪的人犯，其親友送來的物品，檢查巡長檢查沒有問題后才能給予。為保證所拘人犯如期審結，南段巡警總局于光緒三十一年(1905)在局內設立發審處(預審處)，負責所拘留的人犯審訊和罪罰裁定，并負責拘留所、待質所的管理。在《發審處規則》中規定“傳人用召喚票，拘犯用逮捕票，搜證用搜查票”，“訊案時刻為每日午前自九鐘起至十二鐘止，午后自三鐘起至六鐘止”，“待質所為訴訟者俟訊之處，無論民事刑事，凡被傳到案者均在此處聽候”。可見，拘留所的管理制度還是十分嚴密。明察兼暗訪巡警上班有人管巡警制度建立之初，沒有完全意義上的督察制度，只是由官長對巡警勤務進行巡查，發現問題對責任者進行處罰。 1905年，天津南段巡警總局設立巡查機制，對勤務工作進行巡查和稽查，由總局稽查所監督實行。羅澍偉教授說，稽查所派出的巡查人員身帶腰牌，晝夜巡查，檢查巡警值勤情況。在巡查中巡查人員只準暗中觀察，不得干預巡警值勤。南段巡警總局重新擬定的稽查所章程規定：“稽查員在外查事，須不露形跡，不可公然自稱系稽查員。如見巡警有犯規情事，應記明某局某區某時某崗，回局登簿呈報，不得當面申飭，亦不得徑自去該管局區報告。所查各事于呈報時，只準敘明事實，不得妄下斷語；稽查員海員發給票據1張，須隨身攜帶，不可遺失。如夜間被巡警盤詰不放，可出示票據以釋其疑……稽查員如查有急應捕拿之人，準其招呼巡警捕獲。” 1905年10月，為整頓警察風紀，天津南段巡警總局制定了《巡警遵守規則》8條：“官長查崗巡視均穿軍服佩刀；換班長警嚴禁說話、雜亂，要步伐整齊嚴肅；長警上街要扎皮帶戴草帽，不準光頭散腰；無事不準到租界；凡見長官行禮均要注目；各局區隊之門崗均須站立門外至12點鐘準進門洞，門崗持槍時須上刺刀；腦后之短發長不準過一寸五；凡巡警出局單人行走不準左顧右盼，如二、三巡警必須成為一路行走，若系成隊均為一路行進。” 4.天津巡警初創時，警官的制服還保留了清朝官服的式樣，普通巡警則身著淮軍的制服。直到1903年天津南段巡警更換警服，一身黑色的制服才穿在所有警察身上，制服的肩章標明“南段某局”字樣并標明警號；1907年，天津南段巡警警服更換為咔嘰布面料，服裝上鑲白銅紐扣，白布硬領，上有“天津巡警”字樣，黑色肩章，金色領龍。從流傳下來的資料可以看出，袖章、佩刀、刀穗、刀帶、刀帶帶扣、帽徽、警帽、衣領飛蟒圖、領章、肩章均有不同的設計，級別越高，設計越復雜，用品的材質也越高級。警察總監的刀帶帶扣的材料為赤金制造，而普通巡警的刀帶帶扣則用青銅制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