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陽有孔明故宅”和“亮家于南陽鄧縣”的記載顯然是矛盾的，龐德公說的“此間”是哪里。我是七八底入伍去社旗軍營的，但南陽、方城我經(jīng)常去，南陽是師部、方城是團部，社旗是我們營給其他團看營房，留守在那里的，因我是連隊文書，經(jīng)常去團部丶師部，他掌握有很多南陽地方史的資料，所以著作頗多，《謝國、謝城、及謝氏源流考辯》、《育陽縣故城位置考》、《隋唐時期南陽治所考》、《南陽地區(qū)志》等，應(yīng)該是南陽本土史研究的第一人啊。

1、南陽是南方城市嗎？

我認為不是。我不是南陽人，鄭州的，但在南陽、社旗、方城當兵，呆了四五年，對這片熱土是息息相關(guān)，依依不舍，熱戀再現(xiàn)，我是七八底入伍去社旗軍營的，但南陽、方城我經(jīng)常去，南陽是師部、方城是團部，社旗是我們營給其他團看營房，留守在那里的，因我是連隊文書，經(jīng)常去團部丶師部。對于南陽這個地方，環(huán)境氣候我還是必較了解的，

2、“南陽諸葛廬，西蜀子云亭”中的南陽是指現(xiàn)在河南的南陽嗎？

當然了，從建安十三年（劉備三顧茅廬之后的第二年）曹操設(shè)襄陽郡以后，不僅漢水南岸的隆中不屬于南陽郡，連漢水北岸的樊城也不屬于南陽郡了，唐代更不用說了。除了白癡，誰還會把襄陽稱為南陽？就像我們今天說去南陽開會，襄陽人還能膩膩歪歪說這個南陽是隆中嗎？在隋唐時期，由于結(jié)束了魏晉南北朝南北割據(jù)的局面，南方文人不再將諸葛亮作為“光復(fù)中原”的楷模，北方民眾和官員出于對諸葛亮的尊重和崇拜，也逐步加強了對“躬耕于南陽”和南陽諸葛廬的認知和回歸，

由于唐代南陽與襄陽已不存在漢水為界的問題，宛縣已改名為南陽縣，今隆中地區(qū)屬于襄陽縣也不存在任何異議。所以，南陽諸葛廬與“躬耕南陽”在表述時也不存在任何矛盾，不像南北朝時期的文人將隆中與“躬耕南陽”掛鉤時要扯出諸如“屬南陽鄧縣”、“不屬襄陽”、“郡望說”、“漢水如何如何”等等條件來圓這個說法，故隋唐文人在談及南陽諸葛亮時大都比較直白和簡潔，

加上這一時期諸葛亮“躬耕南陽”和諸葛亮開始由歷史人物向藝術(shù)形象的過渡，所以出現(xiàn)了大量記述南陽諸葛亮的詩文和碑記，一改南北朝時期只有隆中“亮家說”，沒有南陽“躬耕說”的局面。丁保齋在所編《隆中志》收錄的胡曾的《隆中山》兩首問題很大了，其一：“亂世英雄百戰(zhàn)余，孔明方此樂耕鋤。蜀主不自垂三顧，安得先生出草廬，

”其二：“岸草青青渭水流，子牙曾此獨垂釣。當時未入非熊兆，幾向斜陽嘆白頭，”（見《隆中志》第101頁）按《隆中志》的觀點，這兩首詩名《隆中山》，肯定是在隆中所作，是在詠吟隆中的孔明遺跡。但第一首詩我們在前文已經(jīng)引用過，是收入《臥龍崗志》的同為胡曾的詩，南陽所收該詩的名稱為《詠史詩?南陽》，這就針尖對麥芒了，同一首詩，同一個人，兩個名稱，兩個地點。

肯定是一個真，一個假，孰是孰非？其實，這個問題一點兒也不難解決，查查這首詩的來源《全唐詩》一切就都清楚了，《全唐詩》卷六百七十四第二十八首為《詠史詩?南陽》，第三十首為《詠史詩?渭濱》，正是《隆中志》所收入的兩首胡曾的詩，但名稱不是“隆中山”，而是“南陽”和“渭濱”。顯然，《隆中志》在胡曾詩的收錄上，采用了“移花接木”、“指鹿為馬”的錯誤手法，誤導(dǎo)了讀者，

3、諸葛亮的躬耕地究竟在哪里，是湖北襄陽還是河南南陽？

我的回答：是湖北省襄陽。我的分析：諸葛亮在《出師表》中說：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陽，茍全性命于亂世，不求聞達于諸侯。并且唐代劉禹錫寫的《陋室銘》中有南陽諸葛廬，西蜀子云亭，東晉史學家寫的《漢晉春秋》說諸葛亮家在南陽的鄧縣，在襄陽城西二十里，這里叫隆中。也就是在東漢末年這個地方歸屬南陽郡管轄，后來經(jīng)過歷史的演變和行政區(qū)劃的劃分，這個位置屬于湖北省襄陽，

并且諸葛亮在劉備、關(guān)羽、張飛三顧茅廬之后，在草廬中給劉備分析當前社會形勢，還有規(guī)劃出三國鼎立局面，提出了《隆中對》。諸葛亮的親朋好友和人際關(guān)系網(wǎng)大部分都是在襄陽，諸葛亮在《出師表》中說自己躬耕于南陽，是因為南陽出現(xiàn)過東漢的開國皇帝漢光武帝劉秀，諸葛亮希望蜀國后主劉禪能夠繼承劉秀的基業(yè)，興復(fù)漢室，所以我認為諸葛亮躬耕之地是湖北襄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