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則天“故多在洛陽，終身不歸長安。唐高宗李治死后，武則天為何立即從長安遷都洛陽，有人說武則天建立新朝，要有新氣象，所以要遷都，這純粹是扯淡，自古以來即使是改朝換代也很少遷都，遷都是一件大事，都城搞不好，國家都容易滅亡，武則天不會為了這個形而上的理由遷都。

1、武則天遷都洛陽改唐為周，為什么最后還埋在長安？

洛陽本是隋朝東京，619年隋皇泰主禪位于王世充，洛陽成為王鄭政權的都城，621年，唐滅鄭后不久，廢除東都。洛陽成為李世民的秦王府所在地，唐太宗時，改名洛陽宮，太宗政府曾三次搬遷到洛陽辦公，歷時兩年有余。657年唐高宗把洛陽定為永久性的東都，朝廷事實上已于太宗時期分三次遷到洛陽。但在657年，它被正式定為第二個首都，而不是朝廷的行宮，

每個部和每個衙門都在洛陽設分支機構，662年甚至還在那里辦起東都國子監。從此，整個朝廷經常遷往新都去處理公務，長期成為定制，雖然在空蕩蕩的京師始終保留著一個小小的留守政府，但實際上不但整個皇室及其隨從，而且中央政府的全部行政機構在這幾次遷移中也轉移一空。幾次遷都不但造成了很大的混亂，而且耗資巨大，眾多的扈從人員給所經之地帶來了貧困，他們經過的地區通常可以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免繳賦稅，這樣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彌補所造成的破壞。

高宗時期，朝廷遷往洛陽不少于七次；高宗統治在建立新都后的26年中，主要在洛陽居住，682年，朝廷最后一次遷往洛陽，683年后期高宗死后，武后永久性地把朝廷遷往洛陽，一直到701年。朝廷在東、西兩個京都之間來回遷移，使帝國財政極度緊張，洛陽需要建造許多新的宮室和官署，以提供一個京都的必要設施。耗資巨大的工程在高宗時期不斷進行，

因此，進行這一新的和花費極大的工程，一定是事出有因。對遷都有各種各樣的解釋，首先是政治上的解釋。長安是西北地區的自然中心——當西北貴族集團已處于統治地位時，它是文職官僚機構的自然政治中心，指定在公元前1000年前已成為帝國政治勢力所在的東部平原附近的另一個中心為新都，這本身是一個象征性的表示，即西北政治勢力的全盛期已經過去了。

遷都又是一個旨在取悅于許多東北出身的官員的行動，他們在高宗時期當上了高官，并且算得上是武后最熱心的支持者，第二種解釋純粹是經濟方面的。長安位于比較貧窮和生產不發達的地區，易遭受長期的嚴重干旱，從外地供應長安谷物既困難，費用又極大。供應洛陽的朝廷便容易得多，因為它直通隋朝修建的復雜的河渠網系，這兩種解釋都有一定道理，但又都沒提供完整的答案。

在朝廷遷往洛陽時期，長安地區有時是繁榮的，而新的東都有時卻遭受饑荒災害，很可能有第三種因素常常決定了遷都，這一因素就是被傳統歷史學家所強調的武后的情感和精神狀態。據說在駭人聽聞地除掉王皇后和蕭淑妃以后，迷信的武后常看到她們的鬼魂作祟，因此她感到繼續住在長安是不能忍受的，701年10月，武后政府遷長安，可能是要減輕在洛陽積聚的反對她所寵幸的人的壓力。

703年朝廷又遷回洛陽，706年11月，唐中宗政府再次把政府遷往長安。709年，關中大旱，唐中宗本欲遷都洛陽，但遭到了韋后的反對，因韋后的政治根據地在關中，同時，中宗時期的特征是饑荒連年不斷。705年的一次大洪水使河北的17個州受災，同時淹沒了渭水流域，706年發生了一次嚴重的旱災，它從冬季持續至707年夏初，結果造成了關中、河北和河南的饑荒。

708-709年又發生嚴重的饑荒，當時糧食必須通過陸路用大車從大平原和從江淮地區運往長安，早在中宗初期，李嶠和宋之問已力促他永遠遷都洛陽，現在大臣們又重提此議，但韋后利用他對皇帝的影響，加以阻撓。崔湜企圖另辟一條跨山區經商州的通往南方的路線，這個嘗試是一次災難性的和勞民傷財的失敗，中宗之死沒有解決這一問題。

睿宗和玄宗的新政權仍很不穩固，所以不可能離開長安，而自然災害循環反復，不斷發生，711年，河東汾水流域發生一次大地震，很多人喪生。712年春長期干旱，另一次在夏初，712至713年渭水流域和長安京畿區發生嚴重饑荒，714年又有一次嚴重干旱，713年玄宗決定遷都洛陽，但他與太平公主之間的政治危機使此行不可能實現。